姜广辉、刘笑敢、陈来诸位老师也对我的研究给予很大帮助。姜广辉老师是我在历史所学习、工作时的领导，也是国内较早研究思孟学派的学者之一，对思孟学派研究有很大的推动之力。姜老师性格豪爽，求贤若渴，扶植后学，不遗余力，这可以说是他身上最为宝贵的品质。2004年5月，在清华大学一个会议上，我与刘笑敢老师正式相识，回到香港后，刘老师即来一电子邮件：“梁涛：在京见面，很高兴。我早已经注意到你的文章。希望你永不自满，超越前贤，为中国学术界作出贡献。中国文化研究的中心应该在中国，这需要一大批有志气、有能力的青年学者的不懈努力。重要的是不慕虚名，不断提高。”刘老师的勉励不仅使我深受鼓舞，也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刘老师早年毕业、任教于北大，后辗转于美国、新加坡，现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刘老师虽然身处海外，但一直关心着中国哲学、文化的发展与前景。郭店竹简公布后，刘老师给予了极大关注，他申请课题，举办工作坊，积极推动香港地区的出土文献研究。陈来老师是我十分敬佩的学者，也是我一直努力追赶的目标，但我对陈老师的真正了解，还是在哈佛的一年时光。在哈佛的seminar上，我与陈老师在学术观点上有过分歧，产生过争论，但陈老师不愠不怒，以平等态度与我商榷、讨论。我的《即生言性的传统与孟子性善论》一文完成后，曾请陈老师指正，陈老师认真阅读后，指出了文中一些不合理之处，我经过反复思考，最终接受了陈老师的意见，对原文做了较大的修改，部分章节甚至经过了重写，所以此文实际也包含了陈老师的智慧和心血。

四

　　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回想当年踏入大学之门时，老师给我们讲“十年磨一剑”、“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为学之理，当时颇感意外，不以为然，至今才知此言不虚。古人论学亦有“凿井及泉”之说，意为在某一点集中用力，方可由此及彼，豁然贯通，对此现在我也深有体会。博士后研究期间，我没有像以前写博士论文那样，先列一个提纲，确定一个大概的思路，便一马平川地写下去，而是突出了具体的问题，以问题为突破口。我最早完成的两篇思孟学派的论文是关于《中庸》和孟子“四端说”的，由于下了一些功夫，文章写完后，眼前的视野一下开了，一连串的问题冒了出来，常常是一篇文章写完后，又马上引出下一篇，这些年来就这样一直写了下来。文章完成、发表的越多，外界的期待和压力也就越多，外出开会，常有朋友问：你的思孟学派研究什么时候完成啊？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你的大作？每当这时我就在内心催促自己：要快！要快！然而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年虽然我也曾浮躁过，迫不及待过，但总算坚持下来了，终于没有自乱阵脚！因为我深知学术研究就是在追求真理，我不能在没有发现真理时自欺欺人，更不能去欺骗读者。由于一段时间我发表论文较多，一时有“快手”之称，其实只有自己知道每一文写作中的搜肠刮肚，千回百转，有些文章从酝酿到完成要经过数年之久，有些文章完成后，很快又不满意，又对其修订、删改……我知道自己的做法不明智也不聪明，会给自己带来诸多麻烦，试看今日中国各大高校对科研指标化、数据化的管理方式，一篇论文的学术质量倒在其次，关键要看它发表在什么刊物上；一位学者的晋级升等，也取决于其论文、著作的数量多少，结果就是鼓励大家多干快上，什么大课题、大项目，一两年就可以匆匆上马，匆匆结项。可以肯定，这种管理方式的不良后果将会在不远的将来充分暴露出来。我常想，在今日这种“恶劣”的学术环境下，能否出现学术大师、出现学术名著？实在是一件值得让人怀疑的事情。也许，在今日选择自我放逐，明日才会被历史所记住。

　　《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梁涛著，54万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