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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厉王改革何以夭折

时间:2009-9-9 10:42:00  来源:不详
付反对派(保守派),“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史记·周本纪》)。卫巫手下的人散在京城中监视在公众场合发表议论的“国人”,卫巫本人及其亲信则在宫廷周围监视官吏中敢对新政提出不同意见的人。高压手段取得短期效果,国人敢怒不敢言,“道路以目”。周厉王十分得意,自以为“吾能弥谤矣”。召公看到普遍积怨潜在的政治危机,劝告厉王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必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国语·周语上》)周厉王不听,继续倒行逆施,终于引起“国人暴动”。厉王的简单、幼稚、粗暴的做法无异于自杀。

 

  社会改革涉及社会各个层面,没有普遍共识的改革很难成功。利益格局调整势必引起不平衡,不满意,“谤王”是贵族、官吏和民众对“革典”的正常反应。理智的做法应该立足于解放思想,微调渐进,先易后难,顺势而为。不同意见未必都是错误的,对“谤王”应该虚心听取,分类疏导,化解怨恨,以高压对待势必导致群情激愤。厉王充当朝野公敌,简直就是找死。

 

  周厉王改革的“死穴”在于没有认识到“王室一统”与“诸侯自治”积累的深层次矛盾。武王克商以后,对广大的东南地区实行“分封亲戚、以藩屏周”的政策,建立诸侯国。统一的国家必须军权集中,诸侯地方军先变成诸侯争霸的工具,最后成为威胁中央的刀具。在分封制下,诸侯的政治身份存在逻辑矛盾。在中央王朝看来,诸侯的权力来自王朝,国相由朝廷委派,诸侯应是朝廷的派出机构,诸侯必须听从王命,朝贡纳税。在诸侯看来,我是自治地方,我的地盘我做主。诸侯王的家族特权、个人权力与王朝权威之间存在伦理矛盾。诸侯家族的自治权系成王所封,世袭罔替,诸侯后代继承父辈权力,并非朝廷任命。诸侯王位世袭制架空朝廷分封的“派出”性质。权力只为其来源负责,世袭诸侯王对成王之后周王的政治感情、忠诚度和责任心逐代衰减,诸侯逐渐离心离德,藐上,抗上,直至犯上作乱。

 

  各级政府事权应与财权对应。实际上,周王室与诸侯的事权与财权关系不清,诸侯的财权没有限度,对上义务不明确。诸侯向本地百姓征税,周王朝分配给诸侯的赋税任务又被诸侯分摊给百姓,结果是百姓没少缴,中央没多得。诸侯经济恶性膨胀,个别野心勃勃的诸侯王暗中扩充军队,尾大不掉。强势诸侯的军事经济扩张迫使其他诸侯为自强自保而扩张军力,中央王朝无力制止诸侯之间的武力争霸,弱势诸侯得不到王室保护,被迫结盟互保,王室失去权威,必然衰微。

 

  厉王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政治体制改革,适时“削藩”,实行中央集权制,或者中原地区与诸侯国“一国两制”,或者实行军事外交集权,人事、财政、法制纵向分权的“联盟制”。厉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粗浅改革没有兼顾王朝与诸侯、平民三方面的利益,以中央王朝利益和需要为宗旨的单方面改革政策很难行得通。

 

  “王道微缺”,周厉王不愿等死,本想拼死杀出一条血路,走出困境,结果决策不当,拼死成了找死,一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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