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地点是山西临汾曲沃县曲村镇周边的山西晋侯墓葬群。这个墓葬群被发现之后，当地盗墓之风盛起。不仅老百姓几乎家家盗墓，甚至连公安民警也没能抵挡住一夜暴富的诱惑。当时，曲沃县公安局一名民警带领着十几名同事来到曲村镇靠近天马镇的一片空地，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掘墓，对外人则称之为执行公务，为此还进行了分工，有的民警负责挖掘，有的负责持枪站岗放哨。当天晚上，临汾公安部门因公务打电话到曲沃县公安局，被告知警员们都到曲村镇执行公务去了，于是电话又打到了曲村镇派出所。派出所民警接了电话，马上去找正在执行公务的县公安局同事们来接电话，然而这位报信的同志并不知道真相，直接闯入了站岗放哨民警的界内。结果，站岗民警鸣枪示警，竟然把报信的同志吓跑了。 


　　后来此事立案，带头的民警被判刑1年。尽管如此，李健民研究员说起此事，仍然惊讶万分。


　　“以罚代管”是怎样形成的


　　如此骇人听闻的真实故事毕竟是少数，然而对于文物盗卖不作为或者仅仅以罚代管的现象，却普遍存在于各地的公安执法部门。


　　中西部地区，特别是青海、宁夏、甘肃等文物大省，恰恰处于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很多文物所在区县都是国家级或者省级贫困县，文物保护经费捉襟见肘，野外文物的保护工作形同虚设。由于人力、财力的限制，很多地区一个乡的文物管理站只有一个人，一个县也不过十几个人，很难管理到位。


　　李健民研究员告诉记者，他的同事曾在湖北荆州遇到这样一件事情。某乡被发现有一群古墓，引来不少外乡的盗墓贼，这些人住到了当地的老乡家里，随时准备下手。这个乡的文物保护站只有站长一个人，站长为了保护文物，到处去宣传、劝说老百姓，甚至差点被盗墓分子的摩托车撞死。但是，在他独自奔波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当地公安部门都不曾介入。一方面，他们保护文物的意识淡薄，另一方面，他们认为抓盗卖文物必须人赃俱获。由于这种犯罪行为取证难度比较大，而不愿意冒这个风险。


　　在我国很多地方，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公安执法单位对非法盗掘文物往往“以罚代管”。


　　李健民告诉记者，一些地方的公安部门，抓了盗卖文物的犯罪分子，就罚几千块钱，没收文物，然后把人放了。被抓、被罚钱的如果是专业盗墓分子，那肯定不会就此罢休。如果被抓、被罚的是老百姓，那为了弥补这几千块钱罚款的损失，往往也会选择继续盗墓。即使被抓，再罚几千块钱出来还继续。这样形成了“盗墓—抓人—罚款—放人—继续盗墓—再抓再罚”的循环。甚至一些地方的公安部门把对盗墓分子的罚款作为了一项固定的收入，把这些盗墓者当成了自己的“衣食父母”，因此也就产生了只愿意抓人罚款、不愿意严厉打击的怪现象。


　　另外，公安部门如何处理没收的盗掘出土文物，也常有怪现象令人瞠目。


　　李健民告诉记者，对于从犯罪分子手中没收来的盗掘文物，公安部门理应按照相关规定送交文物部门，收归国有，加以鉴定，实施保护。但是，却有公安局在没收的文物怎么处理上动了脑筋。有的时候，公安部门中的某些人会将其据为己有，或由某些人所有，逐步私分。有的人就把它放在仓库里，等着文物保护部门来要。一旦文物保护部门来公安局要文物，公安局就以各种名目向文物部门收取费用。比如，公安局会说，我为了破这个案子花了多少多少破案经费，这得需要补偿。再比如，公安局会以查获了盗卖的文物价值这么大，要是卖的话肯定值很多钱，我们挽回这么大损失，应该得到奖励，文物部门应该帮助发奖金。


　　盗掘文物成了官场贿赂、商场洗钱的工具


　　李健民告诉记者，盗掘出来的文物，在国内是绝对不能流通的，买卖都是犯罪。但是，把买来的盗掘出土文物说成检来的、别人送的等等，算不算违法，这个界限不很清晰。因此，一些盗掘出土文物在境内，特别是在当地，成了馈赠礼品中的抢手货。


　　李健民研究员近年来对距今6500年到5000年的红山文化进行了重点研究。在研究工作中，他曾多次前往盛产红山玉的内蒙古自治区赤峰深入考察。他告诉记者，红山玉器的盗掘现象比较严重，甚至形成了一种风气，人人以收藏红山玉器为荣。他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当地大小官员常在迎来送往中把红山玉器、特别是其中的上等货色，当作重要的行贿受贿物品，这在当地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