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世纪初，在日本两个城市之间(东京与横滨)发生的一场政治论战，这就是后人称之为“革命与立宪的对抗运动”。在双方的对抗中，革命话语全势获胜。在世纪革命的“洪波曲”面前，立宪如同“死水微澜”。设若当年立宪话语深获人心，以致成为时代选择；那么，罗马并非一条路，历史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完全可能是另副模样。

    从历史这头看那头，梁启超就是一百年前的宪政开张者，正如与之同时的孙中山是一个世纪的革命开张者。当年，梁启超流亡日本时，中国留学生甚少，1900年也才只有100人左右。但，待至1905年，留学生已多达数千人。梁任公的立宪话语没能拽住他们，他们基本上为革命话语裹挟而去。20世纪初，谁抓住了青年，谁就抓住了历史。革命既然吸引了无数热血青年，立宪就只能被历史推到它的边缘。

    　立宪与革命，一南辕，一北辙，不相交集。立宪无须革命，正如革命无以立宪。由于革命是武力推翻清廷，而立宪又顶了个保皇的帽子(君主立宪)，年轻人的选择也就不足为奇。同样不足为奇的是，撇开当时年轻人不论，即使我们今天，如何评价当年，梁，还是孙，依然是个问题。这里所指的革命，专指“易主”性质的暴力诉求，立宪不动枪也不易主，而是通过立法和议会来“限主”。一百年前革命与立宪就在这一“易”与一“限”之间，展开角逐。这“易/限”之别，如果可以比喻，革命就是“夺位”，立宪就是“造笼”。

    　自秦而清，中国政治制度始终是君主专制。孙的革命目标，除了排满的民族革命外，在政治上，是要用共和的“民主”取代专制的“君主”。但，专制的君主不会自动退位，因而要用武装革命的方式推翻；所以，孙中山的革命是民主革命(或共和革命)。只有革命， “主”的位子才能由“君”而“民”。此即“夺位”。

    　“造笼”，不妨采自相传为前美国总统布什的一段话，他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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