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清廷的专制，革命首先强调的是“位子”，即必须推翻君主，让其下台，改朝换代。立宪不然，它无须君主退位，而是打造一个“笼子”，把它关在里面。换言之，只要有笼子，里面关的是谁———世袭的君、还是民选的元首———都不要紧；要紧的是，任何权力都必须加以笼套。这里，可以看看梁启超如何解释专制。在《开明专制论》中，梁氏首释专制之“制”，曰“制者何，发表其权力于形式，以束缚人之一部分之自由也。”制即国家制度，它是一种权力形式，用于束缚人的一部分自由(因其自由之间的互相妨害)。至于专制，则是“纯立于制者之地位，而超然不为被制者，”即权力只是控制别人，它自己却没有任何制约，这样的制度就是专制。因此，在专制与非专制之间，梁氏的区别至简至精：“一以宪法之有无为断”。清王朝有制度无宪法，所以立宪派反复运作，逼其君主立宪。至于君位，在立宪的前提下可以保留，所谓虚君是也。这其实是一种交换，用以规避革命所造成的内战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震荡。

    　革命不然，它的头道菜不是立宪，而是革命。先革君主的命，然后再共和立宪，这是它的路径依赖。当年孙中山表示“革命的宗旨，不专在排满，当与废除专制，创造共和，并行不悖。” 用意虽好，但共和能否解决专制，毕竟还是一个问题。这里不妨先旁听一下托克维尔的声音“一个国家，如果它原来是个人集权管理，并且习俗和法律也都接受这种管理，而现在它想建立类似于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那么我毫不犹豫地说，在这种共和专制下，会比欧洲任何一个完整的君主制更难以忍受。对此，我们可以在亚洲寻找可比照的东西。”共和专制，托克维尔说的是法国，似乎又是为日后中国建言。某种意义上，梁启超正是中国的托克维尔。他反对孙党学美式共和而主张效法英式立宪，正在于他认为中国民智未开，自治传统未养成，即使革命成功，所得依然是专制，而不可能是真正的共和，更无论立宪。立宪是逼出来的，革命只要成功，就失去了逼的动力，它岂有为自己造笼之理。所以，关于共和专制，梁氏以法国学美国为例，指出：“世界无突然发生之物，故使美国人前此而无自由，断不能以一次之革命战争而得此完全无上之自由。彼法兰西，以革命求自由者也，乃一变为暴民专制，再变为帝政专制。”一变再变，梁氏看似说法国，所指更是革命党果如获胜之中国。是否应验，识者自识。

    　暌违任公一百年。一百年前的立宪与革命之争，实为上个世纪的历史开局，孰胜孰负，则可以主导一个世纪的历史走向。历史是有惯性的，革命胜则世纪为革命史，立宪胜则世纪为立宪史。幸抑不幸，在立宪与革命的对峙中，革命压倒立宪。今天，回望任公，那是那个时代中国宪政的一根脊梁。我们今天的宪政努力，不但是在脊续任公未竟之业，也需要从他那里汲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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