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是相对于“西学”的概念而提出的。清末民初以来，国学一般指人文科学内的本国之学、本国固有的历史文化。近二十年，学界对“国学”问题的讨论成为热点，看似争论不断，但国学范围的扩大是一个共同趋势。提倡国学已不是守旧和倒退，而是强调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自觉意识，彰显出一种深切的现实关怀。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首任院长冯其庸先生专门到医院与季羡林先生交流对于“国学”的看法，一致认为“国学”应该是长期以来由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涵盖广博、内容丰富的文化学术。2007年，季羡林先生与中国书店总经理于华刚谈话时，明确提出“大国学”观点。他认为，现在的所谓“国学”，是中国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不是单一的“汉学”，也不是单一的儒学或者道家文化。国学是文化交流的产物，对内是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对外则不断吸收外来的文化，以丰富和发展传统文化。2008年，冯其庸先生发表《大国学即新国学》，指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国学，甲骨文、简帛文书、敦煌遗书的发现，乃至西学东渐的过程，都极大扩展了国学的领域。国学有新拓展新进步，就是大国学、新国学。国学的研究对象不能画地为牢，凡有利于学术问题解决的方法都是国学的研究方法，国学应该坚持中国的学术立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就是在“大国学”指导下建立的，其中“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设立是一个标志。对此，沈卫荣论述说：“我们今天所倡导的国学，理当突破以研究汉族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旧国学的樊篱，与时俱进，成为与我们民族、国家认同相一致的新国学。也就是说，国学研究的对象，应当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国学研究的目的，应当是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展现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和文化财富；国学研究的成果，应当对加深国人对中华民族这一民族认同的认识，加快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的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大国学”的提出是中国文化传统自觉自醒的产物，产生在当代社会有其历史必然性。虽然提出时间不长，但以其博大胸怀和宽广的学术视野，在教育、学术界获得了广泛认同，在实践中不断结出硕果。“大国学”这种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旨归，对全国古籍保护工作的开展具有借鉴意义。

　　200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对全国古籍进行普查、保护、修复，加强对古籍保护人才的培养，强调保护和利用并重，通过公布《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重点加强对珍贵古籍的保护。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在全国图书馆、文保单位、宗教单位，乃至古籍收藏界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各省古籍保护中心纷纷成立，政府拨款加强古籍保护和整理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

　　典籍是文明的主要载体。古籍中保存着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其保护、利用和传承，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也是国学重构的根基和养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自实施起，就特别重视各民族文献的共同保护问题。国务院颁布的两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除汉文古籍外，收录历史上各民族文字古籍376部，包括焉耆－龟兹文、于阗文、藏文、回鶻文、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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