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在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中，要特别重视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要加紧保护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关注其揭示和传承。少数民族一般居住生活在偏远地区，民族古籍收藏在地域辽阔的众多单位和个人手中，不少地区保管条件不善和管理制度不健全，古籍家底不清、保护状况堪忧。许多少数民族经师年事已高，文化传承面临危险。国内缺乏民族古籍修复室和技术熟练的修复技工，与汉文古籍修复相比，在人才上面临的问题更加突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以来，许多少数民族聚居的省份都成立了古籍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组建古籍保护中心，积极组织开展《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工作，逐步改变过去行业和部门分割状况，在古籍普查、编目和登录方面加强协作。公藏单位、寺庙和个人开展古籍整理和保护的热情高涨，古籍保护工作逐步深入人心。国家民委也启动了民族古籍的抢救和提要整理工作，取得了阶段成果。政府加大投入，更好地保护民族古籍瑰宝，已经成为加强各民族相互理解和尊重的重要内容，也是各族各地民众的殷切期待。

　　二是要注意收集和保护新发现的民族文献。新材料的发现往往对学术研究起着重要作用。近些年来，在西藏佛塔考古中，不断发现八世纪左右与敦煌藏文文献同时代的珍贵文献。在新疆吐鲁番考古和和田地区民间，也发现了南北朝至唐代的多语种文书，对研究该地区政治、经济制度和民族交流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国家图书馆先后收集到4批500多件和田文书，涉及焉耆－龟兹文、于阗文、藏文、梵文、汉文等文种。段晴对其中非汉语文书进行了初步研究，关于于阗文《对治十五鬼护身符》等文献的研究成果已经在国际学术界引起震动。荣新江及其弟子对于阗文－汉文木简和于阗镇守军勘印历的研究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季羡林在世时，对这批文献的收集给予高度重视，认为是对过去发现的新疆历史文献的一个补充。这些文献揭示了新疆各民族和汉族的交往和融合，是学术研究领域的重要资料。

　　三是要关注融入中国的外来文化典籍的保护。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孤立形成的，受外来文化影响很大。印度佛教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即如此，目前西藏自治区还保存了数百夹五至十四世纪的印度梵文典籍，是研究印中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季羡林主张要了解和研究佛教，最少应懂梵文。他特别推崇玄奘那样的伟大学者，认为中华几千年的文化之所以永盛不衰，就是因为通过翻译外来典籍，使旧文化中随时能注入新鲜血液。他还认为，我国的佛教文化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在探讨“佛教中国化”论题时，应特别关注印度原始佛典的研究，也要关注古代新疆地区“西域三十六国”用“胡语”翻译佛典的问题。古代新疆地区是各民族文化交汇之地，国家图书馆和田文书中还有一件《希伯来文犹太波斯语书信》，是犹太商人在新疆经商时用希伯来文拼写波斯语的信件，反映了丝绸之路中外交流的状况，很有意义。唐代宫廷对外来文化采取开放态度，唐高祖把佛教引入国学，与儒、道并为讲授内容。清高宗在编修《四库全书》时，也把西学东渐的产物欧几里得《几何学》译作等作为经典收录。我们今天在谈古籍保护时，应该关注融入到中国文化的外来文化典籍，这样才能使传统文化典籍的传承更加全面。撒拉族阿拉伯文《古兰经》入选《中华珍贵古籍名录》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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