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方面,后世人也有其局限性,后代人只能根据前人留下的书面材料来写历史,而大量的事实在书面材料里是没有的,你只有在那个事情里面经历过才能了解。所以,当代人和后代人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局限性,谁也不能代替谁。要写出一本谁都完全同意的历史书来,大概是很难做到的事情。我有一个社会责任感,必须考虑它对社会的后果。
广州日报:您在书中谈到晚清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放掉手中的利益,一再错过改革的机遇,最后导致革命的爆发,这为什么值得我们深思?
金冲及:不明智的人越在危机的情况下,越想把权力抓得紧紧的,更要排除一切可能发生的变动,因为怕威胁到他,这样最终都要垮台。甲午战争以后,清朝政府在财政经济上来讲,完全破产了,要向外国人借债,代价就是要付给外国人各种各样的权益,一切问题听从外国人的。所以,选择革命这条道路也是万不得已的事情。特别到了西太后死了以后,确实是没有一个驾驭局势的人,只能把它推倒。
广州日报:为何您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被低估了?
金冲及:过去讲“天地君亲师”,我们老百姓只是子民,谁要想把皇帝拉下马的话,就得准备舍得一身剐。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封建势力再也建立不起一个稳定的统治秩序了。孙中山说,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子民是不是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人的观念起了很重要的变化。辛亥革命被一些人讥为只是“换掉招牌的革命”,我认为不能小看这块“招牌”,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
广州日报:您如何看待从1953年开始施行了39年的统购统销?
金冲及:这离不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假如说没有粮票、布票,一般老百姓连最起码的衣着、吃饭都不能保证。统购统销带来了布票、粮票、油票,那时也可以说是不得已的,事实上只能这样做。三年困难的时候,两千万人回乡了,是农民养不起那么大的一个城市,养不起那么大的工业了。大家听说城市发展了,工业增加了,都高兴,没有想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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