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通下情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政情扞格，政令不行。尽管封建政治充斥着尖锐的官民对立，但作为一种政治理想与政治追求，还是提倡施政应以民为本。所谓“民之所乐，我则遂之;民之所苦，我则除之。”(《居官必览》)有的甚至提出“官必好恶同民”，“凡百姓所利，官亦曰利”，“百姓所苦，官亦曰苦。”(袁守定:《图民录》，卷四)可是，要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根本一条，就是要了解与体察下情。只有真正懂得老百姓的苦乐好恶，是非利害，一个关心民瘼的官员才有可能施惠民之政，行益民之举，这样的政治举措也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所以，《图民录》强调:“当官无他术，祗务合人情，事之顺民情者可行，咈民情者不可行也。”“凡地方行一事，博採舆论，舆论可则可行，舆论不可则不可行。若咈众独断，则民必违犯，而事终柅矣。”(卷四)

　　在“贵贱有等，上下有别”的等级观念及等级秩序的支配下，真正要做到“通下情”、“察民隐”，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需要有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勇气，放下架子，走出官衙，到“村镇篱落”，“穷乡下邑”，不论缙绅儒生，耆老隐逸，渔樵耕读，贩夫走卒，村姑童稚，都延访求教，才能“使民隐上通”。颇受雍正皇帝赏识的田文镜在所撰的《州县事宜》中发过这样的一段议论:州县官名曰知州、知县，顾名思义，必定要对一州一县的风土人情、物产生计、民生疾苦等等“知之周悉，而后处之始当”。“故凡四境之内，毋论远近，或因公务出赴省郡，或缘命盗往来乡村，途次所经，必随事随时，详加体访。”“若深居简出，高坐衙署，使百姓难于见面，于一切物理民情，茫然无知，判然隔绝，不几负此设官之名乎!”(《官箴书集成》，第三册第682页)陆陇其在《莅政摘要》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正德年间任南、赣、汀、漳诸州巡抚时，曾经把官员出行时的“肃静”、“回避”牌去掉，另举二牌，一个牌上写“求通民情”，一个牌上写“愿闻己过”。他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是:“肃静欲使无言，闻过则招之使言;回避欲其不见，通情则召之来见”。据说效果还不坏，“当时不闻以先生为亵体”(卷下)，也就是说舆论肯定了这种做法，并没有人认为这样就亵渎了封建官僚体制。其实，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并没有十分坚实的依据，但人们乐于传播这个故事本身，就反映了社会的一种意念，一种冀求。应该承认，在官员仪仗中去掉“肃静”、“回避”牌固属不易，要在头脑中取消让老百姓“肃静”、“回避”的观念，更是难上加难的事情。

　　对于老百姓的话，不但要能够去听，还要真正能听得进去，才能达到“周知民隐”、“体察民情”的目的，否则，就不免仅仅是一种政治作秀。所以大家都强调“通民情”的关键在一个“虚”字，就是必须虚心。“不虚则蔽”，“虚则生明”。觉罗乌尔通阿在《居官日省录》中说:“先哲云，官府政事繁多，下情阻隔，全在虚心体察。倘任其聪明，恃其刚介，挟其意气，种种皆能枉人。”“是以居大位而不虚心，则事坏;从政不虚心，则政坏;为学不虚心，则学坏。何也?意气太盛，虽有嘉言在耳，简册在前，不复潜心研究，惟凭私智臆见，谓操纵一切而无难，于是疏略偏蔽，百病交集，害有不可胜言者。”如果自以为是，刚愎自用，趾高气扬，固执己见，“自视地位高于人，才识无不高于人，自是之见渐习渐惯，其尚能低首下心，勤学好问也哉?”这个警告，确实很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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