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赵文化产生的多源性，决定了赵文化的丰富多彩及其与中原其他地方文化不一样的特征。诚如有学者所谓，赵文化的构成包含有中原华夏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内地农耕文化及北方畜牧文化两重性的特点，它是在继承晋文化的基础上，在战国这个特定的时代及赵国这个特定的地域环境实现的两种文化的有机结合。这可以说是在宏观上对赵文化特征的总体把握。从赵文化的这个基本特征出发，我们又可以观察到赵文化在政治、经济、风俗习尚及学术思想上的一些具体的特征。

　　从经济结构上看，赵国并非建立在单纯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它重视农业，亦重视畜牧业与工商业。它既拥有大半个华北平原及太原盆地这样重要的农业区，又拥有代地及晋陕高原这样的宜牧区。它“崇本”，但并不“抑末”，像邯郸郭纵及卓氏这样著名的工商之家可以在赵国土地上以冶铁致富，且“富至千金”，阳翟大贾吕不韦也可以在这里从事贩贱卖贵的商业活动，搞他的囤积居奇。甚至所谓“奇枝淫巧”在这里也可以找到立足之地，史书称这里的人民喜欢“作巧奸冶，多弄物”就是证明。

　　赵文化体现在政治上的特点，一是整军尚武。赵国的建立，即是靠武力打拼出来的。由于赵国所处的被列国包围的地理位置，它不得不成为一个“四战之国”，以至“其民皆习于兵”。战国时期各国进行的改革，唯有赵国是主要针对军事制度进行的。赵国军事人才辈出，前有廉颇、赵奢，后有庞煖、李牧，甚至齐国的田单及燕将乐毅也一度投往赵国为其效力。以是，赵才在战国后期成为唯一能与强秦相抗衡的国家。其次，是赵人的崇法贵势。还在赵氏担任晋卿之时，就有赵盾在晋国开展的“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洿，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的整饬晋国法制之举，又有赵简子主持晋国“铸刑鼎”之事。分晋以后，赵人沿袭了重法的传统。在战国特殊的政治背景下，重法又必先重势，即要维持君主的威势。在这方面，赵国出现了主张贵势的法家代表人物慎到。从现存赵都遗址遗迹看，也颇能显示当年赵王的赫赫威势。虽然赵都的规模不见得是列国最大的王都，但它的王宫的规模却是列国中首屈一指的。今赵王城内存留的当年赵王宫殿基址的龙台，其高度与占地面积，在现存各国宫殿基址中也是首屈一指的。

　　与政治紧密相关的赵国的学术思想，亦体现了赵文化的风格。赵国大师级的学者实多具有追求法治与势治的思想倾向，慎到的势治理论自不必说，荀子虽号称儒家，实际是引法入儒或内法外儒的思想家。至于公孙龙子倡导的名家学说，亦包含了“循名责实”的内容，这与许多法家的理论是相通的。其他由赵人撰写的学术著作，有《毛公》，属名家;有《处子》，属法家;有《庞煖》，属兵家。要之，在赵国似乎很难找到鼓吹温柔敦厚、提倡礼仪教化的纯粹儒家理论。

　　至于赵地民风民俗的特征，根据《史记·货殖列传》，可归纳为两点，一是好气、任侠，性情剽悍;二是善“仰机利而食”，即依靠机智灵巧的手段谋求生存与物质利益，为此而不甚顾及名节。关于前者，《史记》称，赵北部种、代一带的居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赵、中山一带亦“民俗懁急”;关于后者，《史记》的描述更加直接，称赵、中山之民“丈夫相聚游戏，悲歌忼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富贵，入后宫，偏诸侯”。此与一般安心农桑，注重礼仪名节的华夏之民大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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