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的考察对象不限于印欧语系神话的话，就会发现自然神话并非最初产生或最普遍的神话类型。杜尔干的考察对象是澳洲土著，他对穆勒的说法就有过系统的批评。他在《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中说：“如果大自然的事物真是由于它们庞大可观的外形或它们显示出的力量而成为圣物，我们应该看到太阳、月亮、天空、山脉、大海、风，总之宇宙间一切有强大威力的东西首先上升到这种显要的地位，因为没有什么比它们更能使人产生强烈的感觉与想象了。而事实上，它们只是在后来才被神化的。信仰最早针对的对象……是一些最微不足道的植物和动物，对于它们人至少是处于平等的地位的，它们是鸭子、野兔、袋鼠、鸸鹋、蜥蜴、毛虫、青蛙等等。”随着人类学调查所得材料的日益丰富，人们发现原始人对太阳、月亮、天空和山岳等自然现象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他们认为这些现象的运动规则乃是理所当然的。飓风在斐济是一个几乎每年都要遇到的灾难，但埃文斯·普里查德在《原始宗教理论》曾引用过霍卡特对斐济人的调查，指出他从未发现在斐济人中存在解释飓风的有关理论，那里也没有一丝宗教敬畏的气味。原始人的心理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求知的兴趣和诗意的浪漫，然而他们最关切的乃是一些实际的事务，他的一切兴趣最后都要归结于以实用为本的人生观之上。神话之所以产生，乃是因为它在原始社会组织中有着重要的文化功能。也就是说，自然神话缺乏与人文神话丰富这一现象并非中国所特有。

那么，为什么中国会有那么多的氏族起源神话与天灾神话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追溯到中国神话产生时期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制度。就生产方式而言，中国的文化中心——黄河、长江流域很早就进入农耕阶段。根据中国遗存的某些习俗（如吃狗肉）分析，华夏集团似乎未经畜牧阶段而直接从狩猎阶段进入到农耕阶段。对于农业社会来说，天灾（尤其是水旱两灾）最容易对人类产生巨大的威胁，它们不仅直接威胁人的生存，而且会引发很多的重大事件，如天灾会导致部落之间为争夺资源而产生争斗。又如，由天灾而导致的部落迁徙使得原本平衡的部落生态被打破，从而引发新一轮的动荡。在这个过程中，率领人民战胜天灾的首领会得到长期的景仰与称颂，成为初民心目中的神灵与英雄，这就是中国古代天灾神话丰富的原因。

相比于自然神话而言，氏族起源神话是世界范围内更为普遍的神话形态。这是因为氏族是各个民族内都存在过的社会集团。中国社会组织的基本发展态势是由氏族逐渐演变为部落，再由部落联盟演进为国家组织。在中国早期的社会组织中，氏族是最基本的单位，幅员的辽阔、氏族的众多更为氏族神话的丰富创造了有利条件。氏族起源神话的丰富和祖先崇拜观念的盛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氏族在维系社会组织方面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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