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真是觉得老了，倒不是病痛缠身、行止维艰，而是因为熟识的师友一个个离开了人世，好像约好了似的。去年是陈乐民先生去世，今年先是何满子先生后是丁聪先生又相继远行。“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这两句前些年读来未感亲切的诗句，这两年读，好像就是当下的写照。

    满子先生姓孙，这是我一次问到“何满子”这名字由来时他告诉我的。我原以为“何满子”是出自“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这句有名的唐诗，想当然觉得这名字的由来一定有什么故事。不料他轻描淡写地说，“没什么意思，随便拿来用用的”。于是讲起他本名孙承勋，浙江富阳人，若要查究家谱，可以上溯吴大帝——也就是孙权。我知道他是在调侃，因为家谱之类的不可靠，这是常识。大体某人如果发达了，就要重修家谱。这时，便会给自己找一个阔气的祖先，以便证明渊源有自，并像阿Q一样可以夸耀：“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现在，自称范仲淹、文天祥、岳飞后人的时有所闻，能在秦桧墓前说“我到坟前愧姓秦”的似乎罕见，更不要说自承秦桧后人了。攀一门荣耀的祖先已是通例。何先生家虽不是世代簪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可也是颇为体面的人家。但他是“五四”那年出生的人，受新思想的熏陶，追求的是新的人格、新的人生，所以对吴大帝之类的家世“基因”，向来一笑置之。至于不用孙承勋这名字，既不是怕辱没了门楣，也不是要划清阶级界线，只是在旧时代为了逃避官方的缉捕罢了。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读一读他写的《跋涉者》一书，从中可以看到他那丰富的经历，曲折的人生和悲惨的遭际。他的一生，可歌、可泣、可钦、可叹。

    虽然上个世纪50年代中到70年代初，我有十几年在上海度过，但与同在一个城市的何满子先生却从未谋面，只是隐约记得在“胡风集团”案公布的那些材料中，见过这个名字。后来也知道由于这个那个“分子”的关系，他真正在上海居住的时间并不多，且要“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所以，我同满子先生的交往，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分处京沪两地时的事了。

    那时我在《瞭望周刊》做编辑。《瞭望》有个文化副刊，后来改名为“珍珠滩”，栏名为九寨沟一处景点，是穆青取的，寓意自然希望这副刊的内容虽非波涛汹涌，却也莹澈明亮，不染尘垢，赏心悦目。这个副刊从办到停十几年，都是我在经手。满子先生便是一位热心的作者。他是学问家，又是杂文家，给“珍珠滩”的文章虽然都是杂文，但其间蕴含着学问。

    中国是个十分古老的国度，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实在已经将中国人的精神特质或曰“国民性”记录得淋漓尽致，以致昨日的众生相中已经包含了传至今日的“基因”，而今人的种种花样，似乎也逃不出旧时的模板。所以，针砭时弊的杂文常常免不了要追根溯源。由于言路颇窄，直拔直的文字常常遭到封杀，所以主文谲谏、婉而多讽的文章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种婉曲的追溯，有时似乎舍近求远，其实，“溯游从之，道阻且长；溯流从之，宛在水中央”，绕来绕去，倒是得其真相的。满子先生有一组关于汉末清议人物的文章，1991年在“珍珠滩”上连续刊载了14篇。这些文章似乎不是杂文，讲的人，都是汉末的人物；说的事，都有史书的记载，并无影射比附的笔墨，但读来就是感到有强烈的现实感。掩卷思量，觉得读书人对朝政的关注与抨击，竟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又竟会遭遇如此惨酷的荼毒，实在是旧时专制主义政治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揭示这一宿命，就会令人震撼，甚至战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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