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满子先生的文章并非都是此类。他曾是报人，对现实世界观察甚细，且有敏锐的感应。他又是文学艺术研究者，不但对中国古典小说有深入的研究，对当代文学乃至音乐等艺术门类也十分熟悉。他对文学艺术有自己的鉴赏原则，不肯随波逐流，也不能隐忍不发。发为评论，多以杂文出之。他的这类文字，以坦诚率真为特征，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从不“照顾”对方的“面子”或“情绪”。这也是文如其人。他这一辈子因坦诚率真吃亏、吃苦，但这性格却“年既老而不衰”。从1988年到1990年，大约两年多的时间，他在“珍珠滩”上以“坛边独白”为题，写了几十篇文章，对当代文坛和一些文艺现象发表了尖锐的意见。这些意见得到了一些读者的赞赏，也遭到了一些读者的反对。这原在意料之中。你可以不尽同意或全不同意他的意见，但你不能不欣赏他的坦诚与率真。满子先生一篇批评张贤亮小说的“独白”，曾引来一位作者的批评。本着自由讨论的精神，我编发了这篇批评文章，于是又引来满子先生的反批评。这种批评与反批评，不过涉及文学，在北京、上海这样思想比较开放的城市，已属正常，双方文字不免火辣尖刻，也无足为怪。不料那位作者竟遭到了压制。接到那位作者愤懑的来信，我才知道“文革”虽然已经结束了十几年，运动式的思维依然可怕地存在。原本以为正常的批评与反批评，竟仍然会以学术讨论外的理由伤及无辜。这一件事，我一直深感抱歉，满子先生却全不知情。

    其实，满子先生的批评，对自己的朋友也是绝不隐忍的。我同满子先生可以说是忘年交了。他长我二十岁，我以师辈事之。但他对我却始终像是多年老友。即便如此，当他看到我一篇谈流行歌曲的文章后，也同样发为批评。我在那篇文章中说，广义的流行歌曲可以把如唐五代曲子词也算在其中。那些当时流行于歌楼酒肆的曲子词，内容多不离男欢女爱，虽有少数可取，大多鄙俚无文。直到许多文人参与创作，尤其是名家的介入，曲子词才廓大了境界，规范了文体，提高了思想与艺术。到宋代，蔚为大国，成为一个时代代表性的文体。我的意思是，与其不满于当下流行歌曲的俗鄙，不如请词曲大家也来参与创作，提升它的境界。满子先生不以为然，以为今天的流行歌曲是应当抛弃的精神垃圾，根本不能同唐宋之交的曲辞相提并论。他的文章发表后，专门告诉我，希望我写反批评的文章。我想，那篇不长的文章他一定还不曾尽兴，如果回应，当可引出他进一步的申论。但我不曾回应，因为自忖要同他就这个问题展开辩论，我还没有足够的准备，而他在青年时代对音乐理论批评乃至作曲都有过悉心的钻研。为此，他一定觉得我不够朋友。他是不避争论的，甚至可以说，他喜欢直截了当的文字交锋，以为这样才能把讨论引向深入，只要不是那种批评者信口雌黄却禁止被批评者答辩的伪“辩论”——“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的这句话他曾不止一次引用过。在追求真理的问题上，他从不肯让步。尽管真理并非每次都在他的手中，但这种精神令我钦敬。

    满子先生是做学问的。他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创见迭出，可他的文字没有学究气，也没有“学术”气。这同他长期撰写报刊评论固然有关，却恐怕更得益于杂文的写作。学术文章自然要讲究学术规范，但学术规范并非一定要把学术文章写得死气沉沉。读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觉得淋漓酣畅，且不失洞照历史的卓见。读法兰克福的《论扯淡》，在辛辣风趣之外也一样有学术文章的细密严谨。满子先生是服膺鲁迅的。文风也趋近于鲁迅，所以他的学术文章有杂文的锋芒，而杂文又有学术文章的沉稳。能身兼二者优长的人，在杂文界和学术界都是不多的。

    前些年到上海，满子先生八十余岁，但精神旺健。时值秋令，赵兰英女士请我们吃大闸蟹。他说，会吃蟹的，吃完蟹肉还能把蟹壳摆成一只蟹状。我问他是否有此本事，他说可以试试。果然，那些空壳仍旧摆成了一只完整螃蟹。我已惊叹于这种本事，他却端详着那些蟹壳，不满地说：他们蒸蟹时没有捆紧，不然还可以摆得更加紧凑。追求完美，似乎浸透着他的生活。大前年去上海，满子先生体力略减，但仍兴致勃勃地请我吃饭。去年见到他，他说已经不能下楼。他一生嗜烟嗜酒，这时烟酒俱已戒去，因为医生说，如果不戒，就不为他诊治了，可见烟酒之害已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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