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西学东渐，当时学术界人士认为改革教育为救国之本，而新型出版业借此得以萌芽。蔡元培论及于此时曾经说道:

　　我国印刷工业，始于五代，历宋元明以迄于清，积渐发展。顾其所注意者，率在四部巨帙，供成学治国闻者之涉览，间或稗版，以饷举子，至于村塾课本，大多数儿童之所诵习，则大抵粗率不求精也。清之季世，师欧美各国及日本之制，废科举，立学校，始有教科书之名，为教习者，以授课之暇编纂之，限于日力，不能邃密。书肆诎于资而亟于利，以廉值购稿而印之，慰情胜无而已。近二十年，始有资本较富之书肆，特设印刷所，延热心教育之士，专任其事，于是印刷工业，始影响于普通之教育……

　　戊戌变法失败后，蔡元培觉得改革政治，清廷已无可与谋，遂断然请长假南下从事教育，与政变后革职离京的张元济共事于南洋公学。清末废科举兴学校后，各地纷纷创办公私学校，但缺乏合适的课本，成为教学活动中的障碍。1901年，张元济决定用出版辅助现代教育之普及，因而投资于商务印书馆，次年初进商务印书馆主持编译工作。他策划的出版项目之一就是编辑中小学教科书。因此，蔡元培先生制订了国文、历史、地理三种教科书的编辑体例和要求。这套课本中的修身教材、初小十册和中学五册由张元济编写，高小四册由高梦旦编写。这套最新教科书融中西文化知识于一体，编纂者字斟句酌，苦心编修，开创了我国学校用书的新纪元。蔡元培认为新式教科书的编撰“其创始者实为商务印书馆”。

　　在初等教育有所发展的基础上发展高等教育应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大学教育却发展迟缓，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本国编写的大学教材。因此，30年代初，蔡元培号召开展“国化教科书”运动，大力提倡大学里使用中国学者自己编写的课本。为此，蔡元培于1931年4月在《申报》上发表《国化教科书问题》一文，指出:

　　现在我国学校，自高中以上，率多采用外国文本子，尤其是自然科学，如数理化动植矿等科，多用原文教学。这固然是我们文化落伍的国家，想得到现代的知识所用的苦法子。但吾人终须认为这是不得已的过渡方法。倘若将这种不良状况长时间的展延下去，则吾国学子所受的损失，将不可言喻，实为一件可恼痛的事。

　　嗣后，蔡元培在文章中将利用外国文教本的不利之处归纳为“糜费时间与脑力”“与国情不适合”“足为普及教育的障碍”三点，并认为:“‘国化教科书’的责任，当然不是少数人或少数文化机关所能够担负的，凡努力文化事业的，如教育家、著作家和出版家均应分担一些责任。”并号召:“尚望国内教育家和出版界，一致向着这个目标进行，则中国青年幸甚，中国文化幸甚！”

　　在蔡元培的大力倡导下，1932年，商务印书馆决定编辑出版一套《大学丛书》，以供国内大学教学使用。商务印书馆请蔡元培担纲，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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