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根据新文字方案创制文字速写并创制新文字打字机。

　　(五)对于用汉字编印的书报，我们主张:一、文字大众化；二、横排；三、采用新文字报头；四、新文字汉字对照的读物另辟一栏。

　　……蔡元培等人提出的以上建议虽然在某些技术层面上观点有失偏颇，但总体上对普及大众教育、促进中国新图书出版业的健康发展是有所裨益的。可惜的是当时中国时局不靖，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出版界遭受重创，出版业严重萎缩，失去了生存、发展的社会空间。覆巢之下无完卵，在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的状况下，蔡元培等人的良好愿望也就只能“束之高阁”了。

　　在出版界，作者请名人为书撰写序跋，对提高图书品位、扩大图书影响力具有独特的作用。蔡元培为许多图书写过序和跋。据笔者粗略统计，收入《蔡元培全集》(1～7卷)中的序、跋约有150篇，主题涉及文、哲、理、农、医等学科领域。当然，由于人情等原因，其中不乏应景之作。但蔡元培对自己看重的图书，则在撰写序、跋的过程中倾其心力，字里行间表露出深邃的学识与真知灼见。例如，在1934～1935年期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赵家璧等人策划编辑了《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丛书》，内容涉及小说、诗歌、散文、文艺理论等方面，意欲请蔡元培先生撰写一篇《总序》。当赵家璧将这套丛书的编辑意图、计划、内容、筹备经过和已聘定的编选者名单告诉蔡元培后，他极为高兴，认为这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欣然同意作序。蔡元培在《总序》一文中认为，欧洲近代文化，都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中国到了近代，“非有一种复兴运动，不能振发起衰，五四的新文学运动，就是复兴的开始”。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人文主义为标榜，由神的世界而进到人的世界，五四时期“反对文言提倡白话运动，可以说是弃鬼话而取人话了”。蔡元培着重指出:中国的复兴，自五四运动以来不过十五年，新文学运动体现的科学精神、民主思想及表现个性的艺术，均尚在进行中。“但是吾国历史，现代环境，督促吾人，不得不有奔轶绝尘的猛进”，“对于第一个十年作一总审查，使吾人有以鉴既往而策将来”。他提出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抵欧洲各国的百年，用二三十年时间走完人家二三百年的历程；期望中国能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那样，群星灿烂，人才辈出，在第二个第三个十年里，产生出自己的拉斐尔和莎士比亚等人类文化巨匠。

　　有鉴于此，为便于中西文学比较，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后，蔡元培对赵家璧建议道:“假如这部书销路不坏，你很可以继续地编第二个十年，但是我个人觉得比这更重要的是翻译作品的结集。五四时代假如没有西洋的优秀作品介绍到中国来，新文学的创作家就不会获得目前所有的成绩。当时所从事翻译工作的人，他们所留下的种子，是一样值得后人珍藏的。所困难的是这些作品散佚的情形，比这部书更难着手去整理而已。”受此番话的启发，良友图书公司遂有编辑《世界短篇小说大系》的计划，后终因抗战关系而中辍。由此可以看出蔡元培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高屋建瓴的出版理念。

　　蔡元培自20岁时到“古越藏书楼”主人、同乡徐树兰家帮助校阅《周易小义》《群书检补》《重论文斋笔录》等书，到主编《俄事警闻》杂志，执掌北京大学期间，出版了传达学校规章、法令、集会通知的公报性质的《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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