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天喜地地看着一本粗拙的《儿童世界》之类，另想到别国儿童用书的精美，自然要觉得中国儿童的可怜。”也许正因为这一点，鲁迅十分经心美术教育。
1913年，任职教育部佥事的鲁迅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发表了《拟播布美术意见书》，集中阐述了他对美术教育的观点。
他指出“美术之用”在于“表见文化”、“辅翼道德”和“救援经济”，尤其在“救援经济”一条，鲁迅的见解可说是超越时代的，他以为“品物材质，诸国所同，其差异者，独在造作……故徒言崇尚国货者末，而发挥美术，实其本根。”这与我们今天“创意文化产业”的要义是毫无二致的。尽管鲁迅早已深谙“美术之用”，但对于美术教育，却并不“沾沾于用”，他以为，美术的真谛在于发扬真美，以娱人情，而美术的“见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因此他主张将美术“传诸人间，使与国人耳目接，以发美术之真谛，起国人之美感，更以冀美术家之出世也”。
在今天听来，鲁迅这番话仍有不寻常的意义，即“见利致用”并非美术教育的初衷，“沾沾于用”以及师长过高的期许往往破坏了孩童本性中的爱。对于美术启蒙者而言，其目的并非要人人都成为美术家，他们的第一要务是“发美术之真谛，起国人之美感”，从而有益于修养，有益于人生。而这一点，鲁迅不正是最好的例子？
黄裳在序中说“他在美术园地的辛勤耕耘与他在《自由谈》上写战斗杂文，几乎是‘双峰并峙’的同样的战斗工作。”在《鲁迅的艺术世界》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如此不同的鲁迅。
责任编辑:
林杏子
上一页 [1]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