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著译编年全集》（20卷），王世家、止庵编，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800.00元

　　上回《中华读书报》记者问我，在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的过程中，是否有什么新鲜的发现？我提到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说：“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要讲“发现”，正在于“明白时势”、“知人论世”。具体说则很丰富，也很琐细，我曾在《“纵读”鲁迅》一文中略述一二，可以参看。“纸短言长”，不如以后再行报告。现在就来举个例子，算是补足这一答问。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鲁迅之为中国左翼文学的中坚，他的翻译也许比杂文写作所起作用更大，先是介绍了这方面的理论——包括片上伸著《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卢那察尔斯基著《艺术论》、《文艺与批评》，普列汉诺夫著《艺术论》，以及《文艺政策》等，继而又供给了《毁灭》之类作品。这正是编《编年文集》时体会所得。鲁迅1928年4月3日日记：“译《思想，山水，人物》迄。”——创造社、太阳社批评他“一面抄着小说旧闻，一面可以把日本首鼠两端滑头政客鹤见祐辅的新自由主义介绍过来”（何大白《文坛的五月》，载1928年8月10日《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然而同年6月2日，鲁迅翻译布哈林的《苏维埃联邦从Maxim　Gorky期待着什么？》；6月20日，《奔流》第一卷第一期开始连载鲁迅所译《苏俄的文艺政策——关于文艺政策评谈会速记录》，推想起手移译当在译布哈林文之前。6月5日，鲁迅为《奔流》该期所写编校后记中说：“从这记录中，可以看见在劳动阶级文学大本营的俄国的文学的理论和实际，于现在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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