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8月10日，鲁迅在《文学的阶级性》中说：“我对于唯物史观是门外汉，不能说什么。……我只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至少，是一部简单浅显的，两部精密的——还要一两本反对的著作。”随后他自己努力做了一些工作。1929年1月20日，鲁迅翻译卢那察尔斯基《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是为所译《文艺与批评》一书中的一篇；2月14日，译完片上伸《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所谓“新兴文学”，亦即无产阶级文学。4月20日，所作《〈壁下译丛〉小引》有云：“后面的三分之一总算和新兴文艺有关。”4月22日，“夜半译《艺术论》毕。”10月12日，“夜译《艺术论》毕。”前一种系卢那察尔斯基著，后一种系普列汉诺夫著。鲁迅后来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三闲集〉序言》）

　　以上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鲁迅的文学作品翻译。他先翻译了不少苏联“同路人”之作，如雅各武莱夫的《农夫》（1928年10月27日译）、伦支的《在沙漠上》（1928年11月8日译）、理定的《竖琴》（1928年11月15日译）、费定的《果树园》（1928年11月20日译）、皮里尼亚克的《苦蓬》（1929年10月2日译）、扎米亚京的《洞窟》（1929年11月29日译）等。鲁迅在为《竖琴》所写附记中说：“……然而在他本国，为什么并不没落呢？我想，这是因为虽然有血，有污秽，而也有革命；因为有革命，所以对于描出血和污秽——无论已经过去或未经过去——的作品，也就没有畏惮了。这便是所谓‘新的产生’。”乃是试图通过“同路人”的作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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