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宏华，青年学者，出生于1971年6月，湖南人，早年从事建筑施工、设计，后北漂京城，现自诩为“山野樵夫”。 1996年开始发表论文，以哲理解构“四大名著”见长。汪宏华的“西游新说”系列文章在某杂志上刊登，引起广泛关注，并获得了充分的“话语权”——多家报纸以大篇幅报道展示他的观点。他保证：他的这些理论“98%正确，500年不过时”。当然，“业内人士”说他是“纯粹胡扯，牵强附会”。

    汪宏华新解《西游记》不断引起人们关注。

    【文化背景】

    汪宏华新解

    唐僧不是那个“唐僧”

    去年以来，青年学者汪宏华新解《西游记》的观点受到国内外读者的广泛关注，近日，汪宏华再次撰文解读《西游记》，文章却认为唐僧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单纯、厚道，他是一个中西复合体、君臣复合体。唐僧甚至成了阴险、狡诈的人物，是个“汉奸”。(9月21日中国新闻网)

    汪宏华新解《西游记》的观点如下：《西游记》中唐僧的身世可谓玄之又玄。首先他是历史上西天取经的真实人物陈玄奘，其次他是新科状元陈光蕊的遗腹子江流，再次他是如来的二徒弟金蝉子投胎而生。那么，小说为什么要作如此微妙的改编与重塑呢？作者认为，自汉、唐以来，对于当初玄奘等僧人的取经行为需要重新评价。

    由于小说同时杂糅统合了汉明帝、唐太宗、明太祖三朝的取经故事，唐僧不仅是指代唐朝的玄奘，还泛指历史上所有去西天取经的僧人。玄奘之所以如此，作者认为除了自身意志薄弱之外，外因还在于他们先前受到了儒学(尤其是融合儒道释的理学)和科举制度的毒害。除此之外，作者认为，也是朝廷君臣(唐太宗、魏征)权力斗争的结果。

    【文化时评】

    拿唐僧说事学术够堕落

    □陈一舟

    在汪宏华看来，历史上的玄奘根本不是个单纯厚道之人，《西游记》中的唐僧，依今人的眼光看来，的确是有不少缺点，但要说唐僧有那么复杂、阴险、狡诈，恐怕没有几个人能接受。这样滑稽的解读，如果《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泉下有知，想必也会气得拍案而起吧。

    读完报道，我不得不佩服汪宏华先生的“奇思妙想”，这的确是一个全新的、我们从未“见过”的唐僧。可惜，这个阴险狡诈的唐僧不仅让我们看起来陌生和滑稽，也不太像唐僧了。一个早已根深蒂固的小说人物形象，一个原作者虚构出来的“神话人物”，突然变成了所谓的“汉奸”，如此反差实在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我们宁可相信原著、宁可相信小说家的构思之笔，而无法接受如此离谱的解读。

    唐僧不像唐僧，学术不像学术。这些年，这种带有明显哗众取宠色彩的“学术研究成果”时常跳入公众视野，只不过，没有一个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往往是炒作一把、大家质疑两声，不了了之。当然，炒作者因此也得到了一定的名利。诸葛亮做起了皇帝梦，林黛玉是女首富……如此种种，乱花渐欲迷人眼，在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另类学术解读中，历史名人的传统形象一一被颠覆，学术被利益俘虏，“学术创新”成为掩盖学术功利的遮羞布。

    实话实说，唐僧不像唐僧，问题不是很大，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小说人物形象。但学术越来越不像学术，就不能不让人担忧和焦虑。学术为何？不是拍电视剧和写玄幻小说，是研究人类思想和文化活动的智慧活动。当纯粹的智慧活动被金钱污染，古人、历史乃至一些文化遗产，都无一例外地成为可操控、可娱乐、可恶搞、可肆意解构颠覆的橡皮泥，这样的学术不仅失去了基本的学术良知，也侵蚀着我们的社会文化大堤。

    时下是一个娱乐的、价值多元的时代，本着娱乐的精神、开放的品质，我们原本应该平和地看待一些娱乐的事物，既娱乐了他人，又娱乐自己，一举多得。可毕竟不是什么都可拿来娱乐的，譬如学术。长此下去，就怕中国学术堕落到不像学术的地步。

    【故事分析】

    吴承恩干吗把唐僧写得那么“窝囊”？

    其实唐僧取经是历史上的真实事件，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僧人玄奘为求佛经真义，不顾禁令，偷越国境，去天竺(今印度)取经，历时十七年，行程5万余公里，途经数十国，备受艰难困苦，堪称历史伟人。梁启超称他为“佛学第一人”，鲁迅赞扬他为“民族的脊梁”。

    唐僧的性格是怎么“转变”的

    后来，其弟子辩机根据其口述西行见闻，整理成《大唐西域记》，记叙了取经途中的艰难困苦和异域风情。稍后，另两位弟子慧立、颜棕又写成《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描述了山河险阻、气候严酷、野兽威胁、强人袭击，以及种种奇特的异国风貌和自然现象。由于取经事件本身就极富传奇色彩，加上佛门弟子的着意渲染，所以唐代时取经故事已在民间广泛流传。

    元明之际，又有了一部《西游记评话》，故事内容已远离了历史上的取经事件，不仅孙悟空取代唐僧成了男一号，沙和尚、猪八戒也纷纷加入了取经队伍。

    正是在这些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及文人和艺人创作的丰厚基础上，吴承恩以其生花妙笔，再创作而成《西游记》。这本书不再像先前的故事那样，先叙取经的因由，在猴行者加入取经行列之时，仅仅对其来历做一番情节性的交代，而是把孙悟空摆在了小说的开头部分，用了七回的篇幅，详细地写了他的出身和取经前的作为。特别是在第一回中便给孙悟空赋予了一个“美猴王”的爱称，不久又把他封作“齐天大圣”。自此以后，大圣长、大圣短，一直使用到书终的第一百回。像这样一往情深的描写为前人所未有，这不能不给我们形成这样一个看法:孙行者取代唐僧成为头号男主角，是作者最钟爱的人物，而且小说内在意识也发生了变化。历史上的唐僧那种永不向环境低头的性格，在《西游记》中，已不能发现了。唐僧所保留的，只是对财色诱惑的坚决抵拒，不忍杀生的仁慈之心，对种种磨难的逆来顺受，同时更多的表现是怯懦、妄信谗言和不明是非。全书中提到唐僧“纷纷落泪”不知有多少，七十六回写猪八戒报错消息，说悟空被妖怪吃了，唐僧更是在地下打滚痛哭，可以说是尽显“窝囊”本色。

    《西游记》里可贵就是那种“玩世主义”

    胡适在其《西游记考证》中，曾指出:“《西游记》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的一个绝大神话小说。正因为《西游记》里种种神话，都带着一点诙谐意味，能使人开口一笑，这一笑把那神仙‘人化过了’。”鲁迅当时也同意这一论断，他说:“这种诙谐的里面含有一种尖刻的玩世主义，《西游记》的文学价值正在这里。”吴承恩正是从“玩世不恭”这一基本思想出发，把神话世界与现实世界有机地融为一体，去掉他们头上“神圣”、“庄严”的光圈，将他们从天上拉向了人间，还给他们世俗人的性情、品格，给他们涂上一层人间现实生活的色彩，写他们像世间人一样的俗气，一样的计较得失，甚至庸俗卑劣。使人们对现实有更清醒的认识，更厌恶人间的丑恶和虚伪，对现存的秩序产生怀疑，这就是《西游记》的思想内蕴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