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需要不断进行理性的自我审视。但是，对“理性”也存在不同的理解。海德格尔等人把“理性主义”的东西看作是很烦心的事。当太重“实际”、太重“功利”，把存在的就当作合理的时候，认识已经不合理了;当只关注具体事务，仅仅依据传播的时尚和流言以及对事物“不负责任的平均理解”去处理事务时，认识已经不真实了;当认为一切都可以用金钱和数字计算并都可以规范化，而忘记人的创造是无序的、人的情感、道德、精神、信仰是不可以简单量化的时候，这样的“理性”其实已经很不“理性”了。但不幸的是，大学近年来出现的许多值得注意的倾向不能不说受到了这种“工具理性”的影响。

　　工具理性下，大学偏离了教育。教育是道德的，但今天大学对学术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道德的关注。评价学校、教师的指标里更多的是可简单量化的数字，却难以找到真正体现学校和教师精神格调及其对学生成长关怀的具体规定。随之而来，一些学校里育人工作日益被边缘化。他们天天研究一件件具体事，却不与教育的使命相关联;他们花很多精力去编织关系网，却对“下面”的人漠然以对。

　　保持宁静和清醒。一些大学越来越官场化，大学领导人的气质也越来越像官而不像学者和教育家，忙忙碌碌、投机钻营、弄虚作假、追逐升迁，失去了大学应有的神圣和高洁。教育是文化的，文化是负责的哲学思考，是对人类高尚本性的信仰和追求，大学内在的不可替代的力量就是它文化的影响。

进入教育的境界——超越工具理性的大学文化建设

　　面对实际，很多大学似乎应该想一想:我们理解大学的意义了吗?我们现在是在办“事”还是在办“教育”?我们进入教育的境界了吗?

　　进入教育的境界，大学要像抓学科建设、条件建设一样抓好文化建设。大学文化不是简单的校园文化活动，也不是有了“校训”、“校歌”、“办学指导思想”就算有了文化。大学文化建设，实际是对现有教育活动的反思，文化建设的过程是学校与师生共同进行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和价值认同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坚守和变化的结合，是继承和创新的统一。

　　进入教育的境界，大学就要由教育家而不是专家或活动家治校。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认为，大学校长应该是先进文化的代表、社会道德的楷模、大学里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的精神领袖、大学整个学科建设的总设计者。惟有教育家才能超越自身职务利益和自身专业特长献身教育、才能理解个人行为与教育紧密相关、才能使校园生活与学习高度融合，让学校的每一次活动、每一件具体事的处理都与对教育使命的思考和对人成长的关怀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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