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不严，师之惰。”这句早就收于《三字经》上的古语，在如今的高校俨然有了升级版。细究今年被揭发的数起影响恶劣的学术造假事件，其背后无一不隐含“惰师”：博士生论文被指抄袭，位居学校行政要职的博导却惊呼“不知情”；硕士研究生的论文除了致谢词为亲自撰写以外，其余内容均是在电脑上以“复制+粘贴”搞定，而论文的指导教师除了挂名外，连基本的论文审查职责都没有履行；还有一些博导、教授，自个儿都因为抄袭论文东窗事发成了被“炮轰”的对象……

    “打击学术不端行为”、“还学术本应有的尊严和体面”……诸如此类学术口号近来年被高密度提及时，人们更多地是对教育界发出呼吁：革除学术“潜规则”，打破师生间利益捆绑的局面。

    高校学术“潜规则”，首要一条就是“学生发论文，主要靠‘老板’”。

    当越来越多的学生尊敬地称呼自己的导师为“老板”时，越来越多的“老板”也开始一一套用那些“简便省事”的规则来带教学生，师生关系由此走向异化。

导师当课题“批发商”  论文署名成了“当然”

    青年教师邵波（化名）就职于沪上某高校化学系教学实验室。对理科生来说，实验室是除却课堂之外最重要的学习“阵地”，学生的论文写作都要在实验的基础上撰写。然而，就是在弘扬科学精神的实验室里，邵波闻到的，却是学生和教授之间充满“人情味”的值得商榷的“合作”关系。

    “现在的学生往往在进实验室前根本没有自己的研究课题，迫于论文发表的压力，只能从导师那里讨一个实验题目。等实验结束了，他们就很自然地把导师的名字作为论文的第二作者署上，有些学生甚至把导师挂为第一作者。还有的学生连实验室专职老师的名字也都一并署上。”

    邵波讲述的这一情况，几乎在沪上高校很多实验室上演，甚至已经被不少师生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从实验到论文”的生产流程。

    但邵波由此发出的疑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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