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写作并不是从头到尾“一帆风顺”,常常有许多“意外”之事迫使他必须暂时停下来,比如替周策纵教授几次代课、外出讲学、参加会议等等,其时头绪之纷繁,对当时一位70岁的老人来说真是一种考验,尤其不易之处是过后还必须再把中断的思路重新“拾”起来。
《红楼梦》是一部文化小说——此一命题,是父亲在1986年哈尔滨国际红会上提出的,但此意实自1947年就蓄之于内心了。他从一开始就不曾把《红楼梦》当作“文艺”来看待,更不承认是什么“爱情悲剧”之类的理解认识。关于这个主题,父亲思考甚多,兴趣亦浓,正是这个主题伟大的意义和重要性,使得父亲的讲演受到海外众多与会者的鼓励和欢迎。父亲把自己的心得体会融入到每一次授课、演讲中。在美国,他一共在四座大学里讲过《红楼》,即威斯康辛、普林斯顿、纽约市立、哥伦比亚大学。后来又受到亚美文化协会的邀请,讲了一次。最有意义的一次是,父亲为纽约市立大学的文学院长和教授讲《红楼梦》的价值与意义,意在提高《红楼梦》一书在美国大学里的地位。父亲认为《红楼梦》在海外的地位,决不只是“一部著名的小说”所决定的,而是它能代表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思想精神和心灵境界的巨大因素在起着作用,那才是更重要的更有代表性的精髓之所在。
父亲在另外几所大学里的讲演,中心课题是《红楼梦》独特的结构学。这个题目,普林斯顿大学的浦安迪、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志清两位教授都很赞赏。浦安迪教授安排父亲在普林斯顿大学演讲的日子是4月1日。早晨我们到餐室去吃早点,桌上已摆满了鲜花。那天是中华古历三月初四,正逢父亲的70岁生日,父亲精神十分欣喜振作。讲坛设在“壮思堂”——一个非常有意味的会堂,这次听众人数之多,反响之大,在几次演讲中都要数第一。红学的这个结构学,以前从未有人着重提出,当作一门专学来看待。父亲第一次正式提出了这支新专学的涵义与意义,有关这方面的论述编入下编。
关于自传性,这在我国是个特大问题,父亲为此受到过无数责难与批判,至今也未曾中断。但在海外,这个命题已然是无可争议的事情了。浦安迪教授说,《红楼梦》的自传性是无可否认的,他列举了世界文学中自传小说的各种类型与它的特殊重要地位,认为是促进小说发展的重要一环。夏志清教授则拿《儒林外史》中的杜少京与贾宝玉作比较,认为一比之下,就看出吴敬梓写自己时,总是“摆姿势”给人看,真正的私生活是一点儿不敢面世的(尽管他在南京的花柳繁华生活中耗去资产之大部分!),而曹雪芹则不然,他能解剖自我,把从外面到内心的一切,都如实地显示于读者,实在难得。这些一流学者的心得见解,父亲在本书上编都有涉及。父亲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拓展自己的视野与胸襟,多知道一些自己的和外界的情况,也许就不至于把大家公认的文学事实视为异端而如此大为惊怪。
1987年的夏天,父亲受亚美文化协会的邀请,到纽约该会的夏令营大会演讲了一次。那次有一百多位出席者,纽市几大华语报纸、我国总领事馆,都有人到会。海峡两岸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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