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他又做了较大改动，并请罗念生、周礼全、叶秀山、王玖兴等翻译家和哲学专家对照不同语种的版本再次校阅。
正是在一代代学人的努力下，“汉译名著” 丛书为中国学术著作翻译建立了标准。从序言、译者注、索引到参考文献、原文信息、人地名的译名，商务的处理几乎做到了完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汝信先生认为：“中国多少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受到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些重要的外国学术著作的熏陶、教育和培养。可以说，对于推动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恐怕它的作用完全不亚于一个社会科学的大学。”
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说，假定没有这套丛书，我的学术研究工作可能会延误不少，阅读了商务出版的经济学名著，基本上就对西方400年的经济发展史有了清晰的了解。
“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把世界古今有定评的学术著作都翻译出版”
上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整理和翻译中外文化遗产的工作就被推上了出版日程。有关领导指示说：整理我国古籍和翻译外国学术名著这件工作，就类似建造房屋中的打基础和架梁柱的工作，有了这些典籍，就能构成各门学科的一个比较完整的骨架和脉络。为此，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有关部门成立了“外国学术著作翻译规划小组”。
1984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指示：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把世界古今有定评的学术著作都翻译出版。这一指示令出版界欢欣鼓舞，它表明了一个开放的国家对待人类思想文化遗产的态度，也代表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求：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了解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经验，人们重新意识到，封闭只能导致僵化和萎缩。持续至今的西学译介热潮由此展开。
文化学术上的“高楼大厦”，只能一砖一石地去垒。曾翻译了包括《社会契约论》、《思想录》、《法国革命论》等7种传世甚广的“汉译名著”的学者何兆武先生说，一个国家之所以伟大，在于开放和包容，无论何时，如果想走得更远，必须先看得更远，而想看得更远，就得站在巨人的肩上。
“此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整理出版，只是一个新的起点。”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涛说。“汉译名著”才刚刚走了很短的路程，今后会有更多的世界优秀文化走进中国，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民族提供必要的文化积淀，为正在融入世界的中国人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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