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上文坛

    在上海，从1930年到1931年底，因为没有找到组织关系，周扬是“抱着革命的志愿并无行动的生活着”。除由湖南老家接济外，他主要靠自己介绍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写点文艺理论方面的文章，赚稿费维持生活。当得知“剧联”是左翼文化活动的团体时，他经赵铭彝的介绍成为其中的一员。这位后来的文艺理论家大约是一个拙劣的演员。据他和赵铭彝回忆，他在获得第一次上台的机会后，就演砸了。他所饰演的是一个小小的角色——一大群苏联士兵中的一个。剧情要求他在受伤倒下之前英勇地喊一句口号，但因为他浓重的湖南口音而几乎没有谁能听得懂。由此，他的舞台生涯也随之画上了句号。

    不过，周扬对此似乎并不在意。作为一个已经失去组织关系几年而陷入苦闷的年轻人，能重新回到党组织的怀抱中，这无疑在精神上是莫大的安慰；而几年来他对左翼文艺的追求，虽然其中夹杂着对尼采理论的承接，但并不妨碍他成为苏联“拉普”(“苏俄无产阶级作家同盟”简称)文艺的坚定拥护者；而他的睿智和理论素养也使他比在舞台上更能发挥作用。从留在《周扬文集》第一卷、发表在1931年的文章中，读者都能体会到这位后来的文艺理论家年少时期的风采。

    这一切，当时党的文艺的领导人也看在眼里，因而让周扬转入了“左联”。此时，虽然“左联”刚成立仅一年多，并处在国民党当局的高压之下，却搞得有声有色。来到这里的周扬，显然找到了发挥自己的舞台。1933年5月，周扬担任“左联”的党团书记。1934年开始，在上海的中央局和江苏省委遭到破坏，“文委”失去了上级领导，也失去了同中央的联系；到1935年2月阳翰笙、田汉被捕后，“文委”只剩下了周扬和夏衍，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周扬担任了“文委”书记。周扬回忆说:

    “文委”经董文学指示由我担任书记，随后又陆续增添了一些新的成员，重新调整了“文委”及其所属各联盟的组织，继续坚持工作，保存了党的组织，并随着形势的发展，扩大了党的队伍。到1936年夏，我们和党中央重新取得联系的时候，“文委”系统原有党员加上新发展的党员达一百人，为上海党组织残留党员最多的单位之一。这些党员中有许多人后来都成了党的重要干部，其中虽有坏的，但多数还是好的，有的并为革命英勇牺牲了(周扬:《关于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问题》，未刊稿)。

    1937年“七七事变”后，周扬在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的安排下，带上苏灵扬和一岁多的女儿，与李初梨、艾思奇夫妇、何干之夫妇、周立波、林基路、李云阳、舒群等一行12人，从上海出发，途径西安前往延安。

    阐释毛泽东文艺思想

    1937年10月，周扬到达延安。作为党在上海左翼文艺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周扬曾与鲁迅等人产生过矛盾，并被鲁迅指为“四条汉子”(另外三条汉子是田汉、夏衍、阳翰笙)。关于这一点，尽管陕北与上海千山阻隔，但在延安的毛泽东也是了解的。周扬到延安的初期，没有丁玲、萧军等作家那样风光，还要就与鲁迅之间的矛盾向毛泽东作出解释和自我批评。他首先在中宣部做了一段时间的工作，也许连职务都没有。但是，时间不长，随着与毛泽东等领导人交往与接触的加深，他所拥有的组织才能和理论素养也被党中央所看重，并被委任为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的职务，稍后又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以周扬的年龄而言(不到30岁)，以其初次来到中央工作的资历而言，说这项任命是中央对他委以重任，是没有夸大成分的。

    1938年4月，在发起成立鲁迅艺术学院的名单里，在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之后，周扬也名列其中。1939年11月，周扬并担任副院长。从现今披露的史实来看，毛泽东对鲁艺非常重视，他不但亲自作为发起者之一，而且为这所学校题写了校训、校名，写了题词，并多次来到这里演讲。从他委派周扬担任副院长(吴玉章为院长)并兼任院党团书记也可看出，他对周扬是多么重视。在此期间，担负领导职务的周扬，依然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宣传，阐释党的宣传政策。

    1942年，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周扬对毛泽东为这次座谈会准备讲话贡献甚大；毛泽东讲话后，周扬直接参与了讲话的修订工作，并且着手编辑《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

    《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的编辑宗旨，就是阐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书中前言指出:“这个讲话构成了本书的重要内容，也是它的指导线索。从本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讲话一方面很好地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当然的文艺思想，另一方面，他们的文艺思想又恰好证实了毛泽东同志文艺理论的正确。”

    这是中共党内第一本着意阐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书，对于确立毛泽东在文学艺术界的领导地位作用甚大。此后，周扬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者了，其在文坛的领导地位也大大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