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听说要谈续修《孔子世家谱》的事儿，朱先生就知道又要得罪人了。从抨击“国学热”，批评于丹“不知道《论语》为何物”，说孔子是“私生子”，到质疑所谓“孔子后裔”的血统问题，这许多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先生已经得罪了不少“孔教”卫士；他提出的问题，用俗一些的话来说，是要敲掉很多人的饭碗的。然而不论今朝国学怎样热，于丹怎样火，孔子后裔声势怎样壮大，到头来终究要接受历史的考验。在整个访谈中，朱先生不停强调的一句话就是：要尊重历史。

　　最近国家对外汉语办公室在组织海内外学者共同翻译“五经”，据说要翻成八种语言。您参加了研讨会，能不能对此事谈谈看法？

　　朱维铮：其实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已经翻译过《中国经典》，包括《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氏传》，加上《论语》、《孟子》，还有《竹书纪年》。理雅各是和中国人王韬合作翻译的。当时王韬因为跟太平天国有联系而被清廷通缉，逃去香港，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就邀请他同译。办法是王韬解释古汉语文本，由理雅各笔译成英文，正好与利玛窦、徐光启以来西书中译的合作模式相反。三年后，理雅各回英国，又邀王韬赴英，继续翻译《周易》。理雅各译本出版后到现在一百多年，不少欧美学者还在使用，可以说影响很大。不过王韬并非经学家，理雅各的汉学修养也可疑，况且“四书五经”文本不可能门门都通。后来也有学者不满他们的译本，要重译，但限于个别经典，例如香港中文大学的刘殿爵翻译的《论语》、《孟子》，学界评价很高。然而“五经”整体重译仍未见尝试。

　　此次重译的组织者是法国汉学家施舟人和袁冰凌两位教授，国家汉办予以全力支持。他们的计划是翻译“十三经”，也就是《周易》、《尚书》、《诗经》，“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还有就是宋以后加进去的《论语》、《尔雅》、《孝经》、《孟子》。这些经典到清中叶都已形成相对固定的官方文本，清末民初以来专经的文本研究又有进展，更突显重译的必要。这次国家汉办邀请了二十多位国际著名的汉学家和国内学者，共同研究重译方案，计划是先把“十三经”译成英文，再参照英文本和中文本翻译成另外八种主要语言。但具体分工我不太清楚。较诸以往理雅各、王韬的合作模式，现在的好处是，参与其事的汉学家均为文史专家，古汉语修养都很好，需要找人帮助也很方便。

　　您的研究常常提醒我们，经典形成的过程十分复杂，翻译过程中肯定应该考虑到。

　　朱维铮：所谓的“经”都是汉代的产物，至于每种文本的源和流追溯起来便很难讲。二十多年前我曾经在《孔子研究》创刊号上发表过一篇《〈论语〉结集脞说》，依据古近种种矛盾的历史陈述，以为今本《论语》，并不是孔子死后几代弟子编辑的本子，甚至不是汉代的三种抄本的某一种，而是孔子死后六百年的东汉末年的郑玄糅合今古文本的改订本。这个文本在魏晋后渐居主流，汉代三种或四种文本也就失传。而且版本问题又牵涉到了文字、句读的问题，举两个有名的例子。

　　《论语》现在的通行本里面有“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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