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说治理民众，可以要他们顺从，但是不可以让他们开启智慧。这是中外前近代权力者通行的愚民政策，基督教《圣经》将信众比作羊群，将教士比作牧羊人，与依据孔子此语将治民称作“牧民”，毫无二致。但是自命孔教的马丁·路德的康有为，却说前人都读错了，这里“子曰”，应该断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说孔子鼓吹凡事都要征求民意，民众同意了，就可以去做，民众不同意，领袖要说服他们懂得必须这样做的道理，所谓开民智。所以，孔子其实是民主政治的教主。可惜，康有为用如此怪异手法替孔子辩护，连梁启超也不信。

　　类似例子在经学史上相当多。不仅《论语》存在材料可信度问题，别的儒家经典也都存在结集过程、篇章文字、原典涵义问题，有的更复杂。每种传世文献都有一套文本和诠释的变异史，要厘清很困难。比如所谓“十三经”，自汉至清不少君主都宣称他们所尊的就是孔子的真传本，却只能引发学者的更多质疑，目前争论仍在继续，再过两千年也未必息响。我赞成将它们重译，介绍给全球非汉语世界的读者，但以为要选择目前中外学界一般认可的文本，主要是清中叶以来音训考辨均属上乘的文本，但不能反历史地强调这就是孔孟时代的原典。

　　翻译过程中也应该参考出土文献的研究成果吧？

　　朱维铮：当然应该参考。问题是汉代经书的原型就是当时出现的简牍帛书,多为古文,而用秦汉文字改革之后的“今文”读写，意味着经过筛选才变成传世抄本。如今的出土文献，也许是传世抄本的原型，也许本来是筛选后的弃物。假如将被改编或被否定的某种遗简当作某部经传的原型，可能有孤证不足为据之嫌。比如郭店楚简里有没有思孟学派作品，就值得存疑。郭店楚墓唯一一件与墓主系年相关的器物，铭刻的是“东宫之师”还是“东宫之杯”？学者仍有歧见。如果李零先生所释“东宫之杯”是正确的，那么它的墓主可能并非楚太子师。这位身份不明的墓主，只觉得这是件宝贝而拿来陪葬。据此推定墓葬年代就难以置信。再说用碳十四测算年代的误差是两百年，而孔孟之间不过一百年，怎么能断定那些残简就是孔孟之间的文本呢？郭店简出土情况还比较清楚，可以作为了解思孟学说的某种参考。然而有些炒得很热的战国遗简，尚不知出土时间地点，也不明流失过程，有学者声称其中内容当属《诗》、《书》原型，恐怕问题就更多了。

　　我相信“二重证据法”，更相信经过严格科学程序检验的考古文物证据。正因为相信科学，我对于单凭今存经传文字矛盾就大加臆断的“疑古”，以及过度强调来历不明的所谓出土文献价值的“信古”，才都会存疑。出土文献很重要，但是得承认现在的科学手段还没有精确到令人难以置疑的地步。

　　汪德迈先生在“五经”翻译的会议上说在现代文明出现危机的情况下，没有一件比多语种翻译中国的“五经”更紧急的事情，言下之意，似乎中国古文明现在成了救世良药。

　　朱维铮：汪德迈先生是这次参加会议年龄最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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