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期3天的“中国现代文学新史料的发掘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昨天在北京结束，上海巴金文学院周立民在会上提出自己的担忧：近年来，学界不断鼓励“创新”，但史料整理这些“雕虫小技”受到漠视，将使现代文学成为没有根基的学科。来自海内外的一百多位现代文学专家就研究中面临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

　　史料考证是真正的学术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陈福康认为，真正恢复史料考证在文学研究中的名声和地位，应该从学术整风开始，从学术刊物整风开始，以发表精通史料的论文为荣，以假大空“理论”为耻。“文学研究者要从学会史料考证开始，要进行文学研究的启蒙教育和专业训练。要‘谢彼虚谈，敦兹实学’。只有崇真黜伪，少一点虚文，多一点实学，文学史研究才有希望。”陈福康指出，必须特别注意揭露伪造的“新史料”，还应该注意避免以误正误。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志忠从3个角度论述了史料问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和应该注意的方面。其一，要及时关注新发现的史料（包括作品、日记、书信等），将其充实到研究视野中；其二，面对丰富的史料要仔细辨析，谨慎采用，避免被某些别有隐患的言说遮蔽自己的判断；其三，在处理层层累积的史料时，要以知识考古学的态度梳理其流脉，发现其裂隙，还原历史语境，显出其本真面目。南通师范学院教授陈学勇对此深有同感，他举例说，即使作家本人的文字也不宜轻信。冰心在纪念胡适诞辰100周年的文章里说，她虽然和胡适过从不疏，可一辈子没有通过信。然而翻翻早就出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选》，那里面就收录有她给胡适的两封。浙江大学文学院付祥喜结合自己辑佚以及学界挖掘与整理新月派作品的情况，谈到近年学界出现了迎合社会思想文化变动的不良倾向，以致不可靠的“新史料”成为发掘整理的热点之一。付祥喜提出发掘新史料的两条原则，其一，鉴别哪些文献资料于文学研究有用，哪些无用；其二，精校、不改、慎注。郑州大学文学院黄轶则表示，过分地把资料挖掘当成“学问”，资料就成了死资料；忽略了对其意义的开掘，研究就成了机械罗列。

　　针对史料研究与建设没有引起学界足够重视的现状，聊城大学文学院石兴泽、石小寒指出，目前各种类型的社会评奖都没有史料文章和著作的份。他们认为，这门学科既需要学者耐得住寂寞，细心打捞，也需要在全社会呼吁营造重视史料建设、尊重史料建设者劳动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