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一些职业史家"介入"通俗史学的不解与困惑，涉及社会需求与史学应对的问题。作为一种古老的史学形态，通俗史学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其间，当商品经济趋于发达，文化教育发展迅速之际，人们在从事赖以谋生的职业活动之外，带有"文化色彩"的业余需求会随之增长，对作为文化存在常见形态之一的历史知识，其"求解"欲望也会趋于强烈。这种社会需求的增长促使与时代发展息息相关的史学产生与时代相适应的变化，在古雅的研究模式之外，一种以满足公众意愿为基本出发点的通俗化的历史叙述会随之走向兴盛。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历史知识相对丰富又长于表述的士人，往往以不同的方式介入历史的通俗化活动，两宋时期讲史的活跃以及通俗史著的出现即是如此。在商品经济有所发展，文化教育相对发达，出现了"学校未尝虚里巷"、"城里人家半读书"（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十）的动人景观的两宋时期，与之相适应，"瓦市"中便有了"说三分"、"五代史"，（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以及"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吴自牧：《梦梁录·小说讲经史》）的通俗历史讲述，"茶肆"中也有"讲说《汉书》"者。（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九十二）其间，像宋人吴自牧在《梦梁录》中记载的南宋度宗咸淳年间的学者"王六大夫"，便"进入"瓦市，从事通俗历史的讲述活动。王六大夫"元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讲，诸史俱通"。即原本是一个精通历史且为上层服务的士人，在通俗史学兴起、社会需求旺盛的背景下涉足历史的通俗讲述，由于"讲得字真不俗，记闻渊源甚广"，结果"听者纷纷"，吸引了大量的听众。（《梦梁录·小说讲经史》）可以想见，那些能够以通俗的方式"讲说"《通鉴》与《汉书》者，都有着深厚的史学素养。

　　当前，市场经济逐步成熟，文化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大为提高，人们的业余文化需求显著增长，久远的尘封旧事引起了人们日益浓厚的兴趣，历史的回望与观念的表达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意愿，这使通俗史学具备了"升温"的沃土。客观地说，对于广大民众而言，在古奥难懂的传统史著和学术模式的现代史书皆难卒读的情况下，通俗化的历史几乎成为他们"探寻过去"的唯一的选择。换言之，在现代大众对旧有传统的了解渴望中，只有通俗化的历史能够使这种渴望获得满足。在这种广泛存在的社会需求下，一些职业史家怀着弘道厉俗的目的，以不同的方式"涉足"通俗史学领域，他们拾起一个个"历史的碎片"，联缀成美丽的画卷，将历史生动地展现在民众面前，成为引人关注的通俗史学活动者。

　　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唐代著名史学评论家刘知幾在谈及史学的"功用"时曾经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史通·史官建置》）如果我们承认现代的"国"是民众之"国"，"家"是民众之"家"，那么，就应当承认民众了解和熟悉历史的权利与必要性，并尽可能地使其得到满足。客观地说，在职业史家中，有人尽可醉心学术，而有的人不妨心忧苍生，无论何者，其活动对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都是有益的，并无高下之分，云泥之别，没有必要用单一的模式对其加以限定，更不可能让所有史家都成为超然世外的"文化隐士"，形成对大众需求的"群体冷漠"。因而，作为对公众意愿的回应，一些职业史家对通俗史学的介入，是一种并不"反常"的文化现象，其所体现的是史学可贵的"社会关怀"，应当得到尊重和鼓励。

　　总体而言，形式上的多元化包括通俗史学的出现，不仅是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一种需要不断培育的有利的"史学生态"，它可以避免史学处于脱俗离世的隔绝的状态，从而使史学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充满生机。只允许或只认可单一的学院式的研究与传授，维护雅史独大的非正常局面，使史学活动"惟精英化"，显然不是史学"可持续发展"的长久模式。同时，作为一种"民间自发的文化行为"，当前的通俗史学活动不仅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也绝少突破"道德的底线"，因而有自己的文化生存权与历史话语权。在未来的发展中，通俗史学也许有起有落，有风行，有冷寂，但却永远不会消失，这是文化演进的必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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