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１９４７年摄于云南大学

　　高举“整理国故”大旗的胡适，一直在静静观望着刘文典的努力。他预感到，这将是国学领域的一颗“新星”。作为旗手，他有责任伸出援手，为这位“未来之星”指引方向。

　　事实证明，没有胡适，就不可能有刘文典的一举成名。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胡适不遗余力的支持，刘文典即便最终能够在国学界树立声名，恐怕也得延迟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

　　刘文典写出了《淮南鸿烈集解》，胡适当然是第一读者。1921年9月24日，胡适在日记里写道：“刘叔雅(文典)近来费了一年多的工夫，把《淮南子》整理了一遍，做成《淮南鸿烈集解》一部大书。今天他带来给我看，我略翻几处，即知他确然费了一番很严密的功夫。”在同一天的日记里，他甚至不吝笔墨地夸赞道：“北大国文部能拿起笔来作文的人甚少，以我所知，只有叔雅与玄同两人罢了。叔雅性最懒，不意他竟能发愤下此死功夫，作此一部可以不朽之作!”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正是在这一天，因胡适的推荐看到了刘文典的这部书稿，因此考虑出版。

　　尽管在校勘《淮南子》之前，刘文典已经翻译出版过《进化与人生》、《生命之不可思议》等著作，但他毕竟只是个“学界新人”，出版界对于他基本上是不怎么买账的。因而从一开始，胡适就充当了刘文典的“经纪人”，全权代表刘文典与出版社进行谈判、洽商。刘文典就多次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淮南子》事，既然你这样说，典无有不依”。

　　非常耐人寻味的是，在目前可查的刘文典写给胡适的四十余封书信里，有大量书信都紧紧围绕一个主题：让胡适帮助他与出版社就稿酬讨价还价，或者干脆是直接找胡适借钱。可以说，刘文典对胡适的信赖，是全方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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