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这篇序文，就可以发现胡适的良苦用心。这绝不是一篇随随便便敷衍朋友的“客套文章”，而更像是一篇气势磅礴、论证全面的学术论文。他要让这篇序文常留于中国文学史上，这样自然就让“刘文典”这个年轻的名字永远留在了文学史上。

　　在这篇文章里，胡适将尽可能的溢美之词送给了这位与自己同龄，但亟须掌声的北大新派教授。他说，“今日坊间所行，犹是百五十年前之庄逵吉本，而王、俞诸君勤苦所得，乃不得供多数学人之享用；然则叔雅《集解》之作，岂非今日治国学之先务哉?”

　　对于刘文典“集解”《淮南子》的“精严有法”，胡适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凡其所自得有与前人合者，皆归功于前人；其有足为诸家佐证，或匡纠其过误者，则先举诸家而以己所得新佐证附焉。至其所自立说，则仅列其证据充足、无可复疑者。往往有新义，卒以佐证不备而终弃之，友朋或争之，叔雅终不愿也。”总而言之，在胡适看来，刘文典这本《淮南鸿烈集解》的价值，“读者自能辨其用力之久而勤与方法之严而慎”，是足以在国学界博得相当声名的。

　　这样的评价，对于一个学界新人来说，未免有些“拔高”。l924年1月1日，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写了篇《读刘叔雅(淮南鸿烈集解)》，对刘文典的校勘提出一些补充和完善。十几天后，学界在安徽会馆公开举行戴东原(戴震)诞辰二百年纪念会，杨树达应邀到会，“余初坐东厢听讲，适之见余，邀往演台，并于彼之作序赞刘叔雅《淮南》书有所辩解，盖见余评刘文字也”。辩解归辩解，胡适依然觉得，给予学术新人一些必要的奖掖，并不是什么坏事。

　　1923年3月，正值学术界“开书目热”，胡适应《清华周刊》胡敦元等人的邀请，开出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在“思想史”部分毫不犹豫地就将尚在印刷之中的《淮南鸿烈集解》写了进去，并且“加圈”重点推荐。

　　不出胡适的意料，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刚刚走上书市，就引发了“明星效应”。就连明确表态“不赞成”胡适所开国学书目的国学大师梁启超，在自己为《清华周刊》重新开列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竟也英雄所见略同地推介了刘文典的这本新书，“《淮南子》，此为秦汉间道家言荟萃之书，宜稍精读，注释书闻有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颇好”。

　　鲁迅一向“主张年青人少读中国书的，或者干脆不读”，但在听说刘文典的新书正式出版后，也特意跑去买了一套。1924年2月2 日的《鲁迅日记》就记载，“往商务印书馆买《淮南鸿烈集解》一部六册，三元”。

　　《淮南鸿烈集解》的确有过人之处。它博采庄逵吉、王念孙、陶方琦、俞樾等众家校注《淮南子》之长，综合宋本、刘绩本、《道藏》本、庄逵吉本、尤本、俗本等优劣，重内证，辨真伪，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对《淮南子》做了校勘与评述，成为近现代学术史上《淮南子》研究的代表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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