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10月16日，刘文典因为校勘《淮南子》购买类书、雇人抄写等用途找学校借了六百元钱，到了快要偿还的时候，可他的书还未正式出版，兜里没有分文。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给胡适写信，请他找商务印书馆的大老板张元济(号菊生)说情：“两三个月薪水一扣，典年内就无以为生了。典想拙作将来销路总不会十分错的，借重你的面子，和张菊生先生商量，垫几百元，总该可望办到。拙作比起平常的书来，费的心血也多些，将来定价也要贵些，并且价值比较的永远些，无论多少年后都可以有销路，究非那些风行‘一时’的书可比。先垫一笔款，早迟准可以捞得回来的，典想只要请你和张菊生先生一说，典目下这个围就可以解了。你对于典的事素来肯帮忙，这件事必定可以答应我的。”
过了几天，刘文典再次为稿酬垫资的事情给胡适写信：“典因此又起了一个奢望，看起来好像近于‘无餍之求’，其实和原议相差也不远。就是《淮南子》的垫款六百，加上《印度思想史》的二百，共计有八百元，如果拿二百，就可以凑成一千整数了。”从刘文典后来写给胡适的信件中看，胡适果然十分热心地为他与商务印书馆进行了交涉。当年12月初，刘文典收到了商务印书馆预支的稿费支票。
到了后来，由于刘文典未能及时将最后几章校完，商务印书馆始终不肯将剩下的五十元稿费付给他。而北大也一直未能如期发放薪水，刘文典的生活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只得再度求助于胡适，“弟之经济状况已濒绝境，务请你即刻替弟和他交涉一下(打一个电话即成了)，我向他开口，实在有些不好，请你援救我一下罢”。
除了充当“经纪人”与商务印书馆周旋外，胡适还逢人说项，毫不吝啬地夸赞刘文典的校勘功力。这让刘文典感到了莫大的鼓舞与温暖。l920年年初，在他刚刚决定进行校勘《淮南子》的时候，许多人听了，不由冷笑，认为这是他异想天开。现在看到胡适如此热情、如此肯定，那些曾经嘲笑刘文典的人“也热笑着问长问短了”。
在刘文典的委托下，胡适还专门将他已经校勘好的《淮南子》部分篇章，送给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审阅。这其实也是让蔡先生“重读”刘文典，消弭刘文典“不出名”的尴尬。
1923年2月2日，就在《淮南子集解》(后定名《淮南鸿烈集解》)即将付印之际，刘文典又向胡适提出了新的要求：“拙著《淮南子集解》已经全部完成，许多学生们都急于要想看看，盼望早一天出版。现在就因为等你那篇序，不能付印，总要请你从速才好。至于文体，似乎以文言为宜，古色古香的书上，配上一篇白话的序，好比是身上穿了深衣，头上戴着西式帽子似的。典想平易的文言和白话也差不多啊，如果你一定不肯做文言，也只得就是白话罢。”
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胡适就几乎已经不再用文言文写文章了。刘文典的这个要求，未免有点强人所难。但胡适毕竟是胡适，他略作思考，最终爽然答应了刘文典的要求，“破天荒”地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文言文序言，为《淮南鸿烈集解》擎旗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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