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刘主任想方设法对其排挤，一学期给他排了三个班的大一国文，另外两个教师却完全赋闲。叶圣陶气不过，就问刘主任："新来的黄先生、徐先生为什么不排大一国文课？"刘主任答："这哪能比啊？人家是专家啊！"

　　派系纷争必然会殃及学生。

　　大一入学后半学期，要安排一次摸底考试。那年刘主任出的考题是，将柳宗元的《佩韦赋》译成恒言。叶圣陶、朱东润等中文老师一看卷子，就明白这分明是"杀鸡给猴看"。因为，不要说学生，就是他们这些国文老师也不知道什么叫"恒言"。结果是学生要么干瞪眼，交白卷；要么胡乱答一气。这一回，叶圣陶等人忍无可忍，拒绝阅卷，以示抗议。由于处处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叶圣陶辞职了，结算薪水时，校长王星拱又克扣了他一个月的薪水，叶去信追问，得到的回答是："不能以公帑为馈物也。"叶写信力争，并将信先给朱东润过目。朱要叶在信里补充两句："不独不望先生以公帑为馈物，并望先生之不以公帑为馈物也。"朱东润是以此讥刺王星拱虚伪、无耻。因为，对上峰、对亲信，王星拱不知道干了多少回"以公帑为馈物"的勾当。

　　将叶圣陶排挤出局，刘主任就可以放手重用自己的亲信了。那位所谓的专家徐教授一直无课可代，恰好当时的重庆教育部颁布新章，提倡在大学中文系开传记研究。中文系刘主任是专门研究《说文解字》的，对"传记"似懂非懂，又耻于下问，竟想当然地认为传记在古文范围内，便让那位徐专家开设传记研究课，从韩愈、柳宗元讲起，自然是大闹笑话。

　　因为不能在派系斗争占上风，文学院院长陈通伯黯然下台。中文系刘主任和外文系方主任争着补这个缺，结果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最后是教育系的高主任做了院长。高某刚上任，外文系方主任的夫人就放出话来，说："反对陈通伯是中文、外文系的功劳，高某只不过是在旁边凑凑热闹，现在文学院长给了他，那不行。"高某闻听此言，很快走人。

　　派系纷争对高校极具杀伤力，最终的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教师不能正常上课，学生学业难以完成。正如朱东润在书中说："平心讲，王星拱在武大的一切，一大半是由一些人搞对立的结果，以致武大初上轨道，随即形成内部斗争，学校受了最大的影响，这是值得惋惜的。"

　　解放后，朱东润进了复旦中文系。早在抗战时期，复旦中文系就分为两派，一为公馆派，一为《文摘》派。公馆派，是指常在校长公馆走动的；《文摘》派是指在《文摘》刊物上活动的。进入新社会，两派"名"虽不存，"实"却未亡。外文系的孙大雨就是因为不服公馆派人物任系主任而遭致厄运的。

　　新中国初期，复旦领导对孙大雨还是比较重视的，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让他当了小组长。但不久后，他与领导越来越疏离甚至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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