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校，学术争鸣是正常的必然的。然而在当时的复旦，学术观点的不同则会导致教师之间的隔阂和对立。《海上学人》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在一个座谈会上，大家谈到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有一位老先生对此书颇不以为然，认为不值得花那么多精力为一个妓女立传。盖因这位老先生一向认为，传记文学应能激励士气，故传主应选择爱国志士和社会实干家。当然，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又别有一番深意，这本是可以讨论，值得争鸣的问题。但蒋先生一听到对于他所敬爱的老师有所非难，即引用了《论语》里的一句话说'其辞枝'，不愿再多谈了。"

　　蒋先生是复旦教授蒋天枢。蒋先生尊重自己的老师，无可厚非，但听不得别人对自己老师的批评，就不妥了。毕竟，门户之见太深，就会变得狭隘。对学术观点不同的同行，蒋先生"不愿再多谈了"，对和自己观点相左的学生，蒋先生就更不能容忍了。

　　三年级学生洪某某，写了一篇评论《诗经》的论文，该生的指导老师是蒋天枢。蒋老师发现论文的观点与己相左，就提起朱笔，将论文全盘否定了。学生不服，将论文送到系办公室，让系领导定夺。当时的系主任刘大杰让副主任朱东润解决这个难题。朱东润苦思冥想后终得良策，他对刘大杰说："这事不能由教研组讨论，一讨论就僵了。乾嘉学派是推崇《毛传》、《郑笺》和朱熹《诗集传》的，你、我和陈子展是相信三家诗的。把相信三家诗的论文交乾嘉学派，大笔涂抹原在意中。不过你我都在教课，和天枢常见面，我看不如让洪某某重新誊过，送给陈子展评阅。子展不开课，指导一篇论文，不会拒绝。这样做，洪某某的问题解决了，子展和天枢平素不见面，也不会发生问题。"

　　正是门户之见和派别纷争让系主任大伤脑筋，且酿成这一桩几乎无事的悲剧。

　　余英时在新亚书院学习时，曾发愤攻读钱穆的著作《国史大纲》，为加深印象，余英时边读边做笔记，把书中精要之处摘录下来。当余英时把笔记本呈老师过目，请老师指教时，钱穆说了这样一番话："你做这种笔记的工夫是一种训练，但是你最好在笔记本上留下一半空页，将来读到别人的史著而见解有不同时，可以写在空页上，以备比较和进一步的研究。"钱穆这番话对余英时产生很大的启示，他由此知道了钱穆对学问的态度：《国史大纲》是他对历史的系统见解，但他不认为这是唯一的看法，而是允许别人从不同角度得出不同的结论。余英时因此懂得，学问的系统应该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他说："从此以后，我便常常警惕自己不能武断，约束自己在读别人的论著--特别是自己不欣赏的观点--时，尽量虚怀体会作者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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