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十一月，明成祖朱棣命翰林院学士胡广、侍讲杨荣、金幼孜等纂修《五经、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次年编成，随后颁之学宫，影响巨大。《四书大全》虽是奉敕之作，在明代备极尊崇，但颇受学者非议，顾炎武对其“上欺朝廷，下诳士子”的评价受到了学者的普遍认同，官修《天禄琳琅书目》、秦笃辉《经学质疑录》、皮锡瑞《经学历史》等都引顾氏之论为据，对《四书大全》严加责伐，后世往往轻忽其存在。但难以否定的事实则是，《四书大全》是影响中国教育、铨选达数百年的重要文献，正视其价值，客观冷静地评价其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理解明清思想文化史的关键之一。这需要从顾炎武的评价说起。

　　首先，并非“上欺朝廷”。顾炎武斥其“上欺朝廷”主要是因为《四书大全》取已成之书，而鲜有新见。实际上，朱棣的谕旨明确地给定了编写体例:“《五经》、《四书》皆圣贤精义要道，其传注之外，诸儒议论有发明余蕴者，尔等采其切当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朱、张诸君子性理之方，如《太极通书》、《西铭》、《正蒙》之类皆六经羽翼，然各自为书，未有统会，尔等亦别类聚成编，务极精备，庶几垂后世。”显然，朱棣的谕旨是要纂修成与《大全》之名相符称的，汇辑各种圣贤精义的《四书》文献总汇。可见，采录诸儒议论，本为朱棣御旨所示，引录诸儒之作，乃胡广等人秉旨而为，何“欺”之有?

　　其次，亦非“下诳士子”。朱子作《四书章句集注》之后，疏解朱子之作迭出，朱子弟子黄干即有《论语通释》。而采朱子语录附于朱子《章句》之下则始自真德秀之《集义》(仅《大学》一书)，祝宗道仿其体例而补足成《四书附录》一书。其后蔡模有《四书集疏》，赵顺孙有《四书纂疏》、吴真子有《四书集成》等。陈栎、胡炳文则惩此前诠注《四书》作品泛溢冗赘之失，分别作《四书发明》，胡炳文作《四书通》，陈栎的门人倪士毅又将二书合而为一，加以删正，名为《四书辑释》。胡广等《四书大全》即是依朱棣的谕旨，多方采辑诸儒议论发明《四书》余蕴的材料，主要依据《四书辑释》为蓝本而成。《四书大全》刊行之时，该书《凡例》即明文写道:“凡《集成》、《辑释》(吴真子《四书集成》、倪士毅《四书辑释》)所取诸儒之说有相发明者，采附其下，其背戾者不取。凡诸家语录、文集，内有发明经注，而《集成》、《辑释》遗漏者，今悉增入。”《凡例》所列采录书目达一百又六家。可见，该书的本意即是综汇众说而成一统。刊诸《凡例》，“诳”从何由?

　　《四书大全》在明代被悬为功令，据《明史·选举志》记载，明代科举定式为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永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成为科举考试的不二标准。同时，该书还被颁诸学宫，要求永为遵守，成为庠序课读的范本，进德修业的标准。据高攀龙《崇正学辟异说疏》载，其后“二百余年以来，庠序之所教，制科之所取，一禀于是。”《四书大全》成了明代儒生们为学的基础，为人的准则。因此，我们固然要看到《四书大全》有封建教化的一面，但不得不承认，《四书大全》等三部大全，滋育了如薛瑄、王守仁等一代代精忠为国的儒士，尤其当变故之秋，多仗义死节之士;值权奸之际，不乏敢言直谏之臣。贤士大夫之公评，士庶之清议，是非井然，风教敦穆。高攀龙认为士林风节的形成与教育、科举以《四书五经大全》为标准，儒士深受《四书》、《五经》的沐染有密切的关系。

　　《四书大全》不但是明代教育、科举的重要文献，同时，对于《四书》学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四书大全》实乃宋元明儒士的共同创作，并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宋元明时期《四书》的流变史。长期以来，论理学必称宋明，元代在理学发展史上的地位隐而不彰。其实，元代不但在仁宗延祐年间复科举，以《四书集注》试士，悬为令甲，朱学的统治地位得到了巩固。同时，元代儒士们对《四书》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正是他们的孜矻努力，明代儒士才在此基础上开出了新的境界。《四书大全》的内容除了以《四书》原文，以及朱熹的《章句集注》为纲目之外，主要采录了元代儒士的研究成果，该书在某种意义上是元代“四书”学成果的集大成之作。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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