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白”本意是指没有名气的白丁。明朝时专门用来指代阉割后入不了宫、做不了太监的人。这一称呼，最早源自唐朝。其时宫中内宦气焰嚣张，权势登峰造极，以至能随意任免朝臣、择立皇帝，于是私自阉割一时间形成风气，出现了大量不由诏命而自宫的人，被时人称为“私白”。明代宦官势力再次强盛，自宫现象也随之严重，“无名白”的数量急增，逐渐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明初，太祖朱元璋以历史上宦官祸国乱政为戒，规定内宦不得读书识字，不得兼外臣文武衔，品级不得超过四品等等，并悬铁牌于宫门，上刻“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几个大字，以示震慑。因此，这一时期“无名白”问题不甚突出。然而，从成祖开始，宦官的权势越来越大。究其原因，在于“靖难之役”中尚为燕王的朱棣重用宦官，围攻南京时，又多以建文帝的左右为耳目来窃取朝廷机密。随着这些为朱棣夺权立下汗马功劳的宦官愈益受到重用，民间自宫之风也日渐盛行。

　　到仁宗时，“无名白”开始成批出现，渐呈无法遏制之势。仁宗即位初即有长沙民自宫求用。不久，兴州左屯军余徐翼“有子自宫，入为内竖，乞除军籍”。在仁宗即位之初就发生两起“无名白”求用事件，可见当时社会上“无名白”问题已趋严重。为遏制这种现象蔓延，仁宗断然下旨严禁自宫行为：“令凡自宫者以不孝论。”不过从以后的发展来看，这条圣旨并未起到多大作用。到弘治、正德、嘉靖、万历时期，明廷甚至不得不将陆续制定的“禁止自宫”的相关条文编进具有法律意义的《大明会典》，如万历《大明会典》中“禁自宫令”竟达15次之多。然而，不管处罚如何严厉，自宫者依旧不断。明代中后期甚至出现整村、整庄皆自宫的极端现象，数十万“无名白”游荡于社会的各个角落。

　　为了控制无名白的发展，明代统治者采取的禁令不可谓不严厉，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这所有的条文形同虚设，自宫者依然故我呢？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首先就在于明朝内廷对大量宦官的不断需求。在这个贵不可及的政治家庭中需要繁重和特殊的服务，尽管皇帝和后妃拥有众多的女仆，但皇室事务不可能完全由女人担当，而皇帝的猜忌心理又不允许男性在内廷执役，于是，宦官便成为担负宫廷服务的最理想人选。也正因如此，明统治者对自宫的态度始终是矛盾的，虽频繁下令严禁自宫，但却从未认真执行。自宫者们深信，只要有后宫存在，就需要宦官，皇帝就不可能把他们一概拒之门外，因而一批又一批的正常人便加入到“无名白”的队伍中来。其次，从自宫者本身来说，宦官原本是遭人蔑视的贱役，所面对的是生理的缺陷、卑贱的地位、家庭的排斥及社会的歧视，但他们身处宫廷，服侍的是具有生杀予夺之无上权威的皇帝，仅此一点就足以令人敬畏。敬畏之余，人们发现位在贱役的宦官还拥有令人目眩的权势和吃用不尽的财富。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的第三个高峰期，涌现出大批有权有势的巨宦，如王振、刘瑾、冯保、魏忠贤等。于是一些世代贫困而又无法改变自己命运的人，一些天性懒惰而又不安于本分的人以及一些无缘于科举而又祈望出人头地的人，便纷纷走上了以自宫求富贵之路。其三，社会风气使然。闽中地区，唐宋时期就有向朝中进贡净身幼男的风气，到明时更是如此。正统年间福建总兵陈懋送净身幼男八人进宫。景泰年间镇守福建太监戴细保送净身小口五十九人进宫。万历时期，京师一带有“淹九”风俗，即每年正月十九日，许多无赖“腐其童稚”。闽中、京师等地向有自宫的传统风气，也是这一现象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此外，明代晚期，工商业发达，传统重义轻利的思想受到冲击与挑战，使得人们越来越看重物质力量，许多人为求富贵不顾社会舆论谴责而自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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