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不久前，杨振宁先生应邀参加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大会，并作了精彩的即席发言。会后，杨先生对发言录音稿做了一些补充和润色，希望在光明日报《国学》版上发表。我们很高兴将这篇短文刊出，以此感谢杨先生对本刊的厚爱。标题为编者所加。

　　今天参加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大会，有几点感想:

　　1929年秋天，我父亲杨武之教授就任于清华大学，我们一家搬到清华园西院19号居住。西院18号曾是王国维先生的住处。(当时奇偶门牌分开，所以不是紧邻)他于两年前自沉的事件在当时清华园里仍然弥散着沉痛的怀念。我当时是一个七岁的小孩，对于王先生没有什么认识，可是到今天我还记得我和一些同学多次在18号院门口向里面张望时的奇特的畏惧感，也记得在颐和园鱼藻轩看见石碑《海宁王静安先生殉国处》时的困惑心情。(此石碑今天不见了)

　　王国维先生对二十世纪的国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今天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一定会继承王国维先生和其他各位国学大师的工作，发展出新的重要研究成果。可是不止于此，我认为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给国学研究带来了重要的新的挑战，新的命题，新的使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我不是研究历史学、政治学、社会科学的，可是在今天这个机会，我想讲一下我的一点外行想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以能成功地解放十几亿人的生产力，所以能有奇迹式的GDP增长，我认为有两个基本的要素，都与中华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

　　一是中华文化传统所培育出来的勤奋、节省、有耐心，重视子女教育的国民，以及所创建出来的“有教无类”的和谐社会;

　　二是中国共产党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政绩。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像是一条巨大的轮船，在风雨中航行，三十年来内政外交政策都极“有中国特色”。这些特色当然与中华文化传统的许多主旨思想和价值观有密切关系。

　　今天大家都知道二十一世纪人类将面临史无前例的多种全球性严重问题，用近代社会科学的眼光与方法来探讨中华文化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其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应该是新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值得关注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