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欧阳予倩在上海日本人办的华文报纸《讼报》上发表了题为《予之戏剧改良观》一文。他写道：“我敢言中国无戏剧”，“何以言之？旧戏者，一种之技艺。昆戏者，曲也。新戏萌芽初茁，即遭蹂躏，目下如腐草败叶，不堪过问。”这话虽不无偏颇，却非如田汉所说的“虚无主义”(田汉：《他为中国戏剧运动奋斗了一生》)。欧阳予倩与田汉不同，他从不属于田汉所说的“使酒纵马、豪气凌云、疾恶如仇、高喊‘炸弹炸弹’”一类的文艺青年，既无少年名士气息，也少以为写几出戏、登几次台便可治国平天下的轻狂。他从不曾登台疾呼什么，也不曾划地为牢，以为非某某主义或学院派之外，均不足道。他希望人们把眼界放宽一些，把圈子放得更大。他鄙弃骇笑新论、抱残守缺者。在《予之戏剧改良观》中说，“久居暗室，视日必暗”，“处暗过久，几失其明”。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面对自吹自奖、闭目塞听的今日剧界，不知该对先生说些什么好。

　　欧阳予倩在一生的不同阶段，对戏剧的认识略有变化，始终没有改变的是，对理想的持守与对艺术的痴迷。他心目中的“真戏剧”、“新戏剧”，是“一种理想”，或者“梦”，必须有优美思想，有艺术性。即便“要借戏剧做宣传工作”，也“必定先有戏剧”(《戏剧与宣传》)。好的民众剧，“当然是要用艺术的手腕”(《演〈怒吼吧，中国〉，谈到民众剧》)。以为追求“艺术”，便是“唯美”或“虚无”，倘若不是政治意识作祟，便是莫大的误解。

　　欧阳予倩幼年读旧诗、作骈文，稍涉经义策论，对旧学略有所闻。青年时代在日本留学多年，后来多次出访德、法、苏俄等国，视野开阔，学兼中西，大半生游走于话剧、戏曲之间，沟通两者，去芜存菁，并著有《唐代舞蹈总论》等舞论，为话剧、戏曲、中国古典舞的综合研究，留下诸多见解与丰赡的资料。

　　话剧在中国的引进、传播，适逢“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们高呼“打倒孔家店”、“以鲜血洗净旧污”之时，民族戏曲被斥为“离奇”、“幼稚”、“恶劣不通”，属于应被“一扫而空”的“遗形物”、“退化物”。幸亏有欧阳予倩、张彭春、余上沅、赵太侔，及后来的焦菊隐、黄佐临等一批学贯中西的戏剧大家的远见卓识，才使中国话剧的发展与变革，从未割断民族戏剧文化的脐带。欧阳予倩虽没提出过诸如“国剧”、“写意戏剧观”一类的明确概念，然而其几十年的奋斗，正是为了中国戏剧能够自立于世界文化艺术之林、为催生中国的“真戏剧”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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