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学术界有多少不同意见，存在着多大分歧，这终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洞穿了大门，因而是心不甘情不愿地“被近代化”的。越是心不甘，越是情不愿，越是反衬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后来才被认识到的西方文化的强大。在今天看来，所有这一切集中发生在清朝晚期并不太长的时段里。伴随着对西方从物质力量到精神价值的不断认识，中国人也逐渐但快速地由外而内地改变了。这正是原本徘徊在生物学领域的进化论，一旦进入中国就快速地社会化，形成几乎被全民族奉为圭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深厚土壤。进步，特别是“新”取代“旧”，换句话说也就是“近代”战胜“传统”的进步，被推崇为至高无上的价值，自然也就是走向近代化以保全种类的唯一途径。

    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就是在新旧判然对立的前提下艰难前行的，而几乎完全是外来的“新”的价值是毋庸置疑，“旧”的价值是无须期待的。例外总是难免的，然而，就那一代乃至几代中国人而言，主流的认知就是如此。外来的“新”等同于好、进步、健康、明智、高尚、文明，固有的“旧”等同于坏、落后、病态、愚昧、卑劣、野蛮。这样的认识，今天看来当然是有失偏颇的。然而，在当时，就连中国一流的知识分子都难逃其罗网。

    别人且不必说，就拿新文化运动的两位主将鲁迅先生和钱玄同先生做例子吧。鲁迅先生是如何敦劝年轻人不要读中国古书的，言犹在耳；钱玄同先生则干脆认为人没有理由活过40岁，因为那就意味着太老了。可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两位先生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那一代人，在处理“新”与“旧”、传统与近现代的关系上，逻辑是清晰一致的。鲁迅先生和钱玄同先生的国学修养都当得上真正的大师，他们内心的彷徨是显而易见的。

    和他们同时代的吴宓先生至死都不愿意批孔，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自然和前面两位先生不同。但是，他也无法否认“新”的力量。在日记中，吴宓先生这样写道：“心爱中国旧日礼教道德之理想，而又思以西方积极活动之新方法，维持并发展此理想，遂不得不重效率，不得不计成绩，不得不谋事功。此二者常互背驰而相冲突，强欲以己之力量兼顾之，则譬如二马并驰。”吴宓先生认为自己是“将受车裂之刑”的。鲁迅先生当然不像吴宓先生那样“心爱中国旧日礼教道德之理想”，不过，“二马”之比喻恐怕未必就不适用于他。这里的逻辑不能不说是迷离的，没有呈现出平衡的状态。

    在现代中国，终究是“西方”这匹马跑在了“中国”这匹马前面。中国就在贬低、批判、摧毁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尘埃里，由被动转向主动地走向现代化的竞技场。在这样的过程进行了一百年左右之后，1949年的中国迎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特别是唤醒了国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然而，同样无法否认的是，这一时期的中国也走过不少的弯路，其中有一条弯路，就是依然没有能够处理好“二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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