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其庸：我们好多珍贵的文献典籍由于年代久远，许多已经失传，有的是珍贵的孤本，不能借读，我读书的时候，宋元孤本就不能借读。所以长期以来，古籍保护与利用的矛盾十分突出，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使古籍得到充分利用，2002年起开始实施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从现存国内图书馆、博物馆、大学图书馆、私人收藏的古籍善本中精选珍贵版本，用现代和传统的相结合的仿真影印技术，使得稀有、珍贵的古籍善本“化身千百”，实现了“继绝存真，传本扬学”的目的，以往看不到的宋元孤本，现在可以看到了，这对于弘扬传统文化，促进学术繁荣有很大作用。现在第一期工程已经结束，效果很好，第二期工程已经开始启动了。

　　记者：您曾谈到过您年轻时就与文字结缘，经历纷飞的战火和大时代的变迁，如今在87岁高龄任中国文字博物馆首任馆长，定有一番感触？

　　冯其庸：我很小就喜欢古文字，在无锡国专读书时，有一门“说文解字”的课程我的成绩最好，对古文字的研究也最有兴趣。1947年我参加党的地下活动，1948年大学毕业后在小学里教书，1949年4月22日我迎接解放军过江后，第二天就报到入伍，参加解放军，从此就再也没有机会学古文字了。1954年调到中国人民大学教书，教大一国文和文学史的课程，那时运动一个接连一个，我的课程又特别重，这样对古文字的学习也没有时间继续下去了，但是只要碰到与古文字相关的事情，我仍然特别有兴趣，比如我们家乡“文革”期间发现有铭文的五件青铜器，铭文都较长，其中一件是很大的铜鑑，唐兰先生还与我一起琢磨过铜鑑上的铭文，后来差一点被毁掉，经过努力，我把它运到了北京，不少古文字专家对它作了研究，把它定名为“(我+阝，左右结构)陵君鑑 ”。我把它无偿地交给了南京博物院。中国人民大学建立国学院的时候，我83岁，那时还参与了许多课程设置、专家聘请的具体工作。此次聘我为中国文字博物馆的首任馆长，我备感荣幸的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我年事已高，学识有限，但我相信有党的领导(从中央到省市)，有各位学术造诣精深、治学风范严谨的知名专家作顾问，还有许多社会著名人士的支持，中国文字博物馆会越办越好的。我将竭尽所能、全力以赴，为中国文字、文化、文明的传承发展作出自己的微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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