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 经过一番准备之后就正式开张了。“闻一多”3个字的名人效应是相当可观的，许多人慕名而来，父亲从“挂牌”治印到牺牲，图章基本上没有断过。仅仅根据迄今收集到的印模计算，两年多时间里他刻的印，总数约在500方以上。最初石章每字200元，牙章每字400元，边款五个字顶一个字。有了这条生路，我们家的最低生活总算是有了基本保证。只是辛苦了父亲，劳动量大大增加了。本来，他每天从早工作到深夜，讲课、看书、查资料，进行学术研究，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很少休息；后来参加了民主运动，又要经常开会、写文章、发表演说、与来访者谈话等等，已经是忙得团团转，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了。现在又加上刻图章，他只好见缝插针，稍微有一点时间马上就拿起刻刀，即使客人来了，一边谈话，一边运刀。那时候父亲是图章少了着急，图章多了也着急。少了，一家人要饿饭；多了，一时刻不出来，顾客不答应，真是难为了父亲！父亲别无选择，只有再进一步加强劳动强度，深夜加班。母亲常常半夜醒来，看见他还在灯下弯背“咯吱，咯吱”一刀一刀地刻着。朱自清写过一篇举世闻名的散文——《背影》，那是写他父亲为他买水果，送他上火车，十分感人；眼前这个弯背刻图章的背影，则是深深留在我们家人脑子里的闻一多感人的“背影”。
父亲刻印为的是多挣几个钱养家糊口，但并非无原则地见钱就收。抗战胜利后两个月，杜聿明、邱清泉和李宗黄等蒋介石的亲信，根据蒋的密令以武装强迫结束了龙云在云南的统治，李宗黄当上了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长兼民政厅长(后来屠杀学生，制造“一二·一惨案”，他是主谋的元凶之一)。不知出于什么动机，就是这个李宗黄有一天竟派人送来一方石章，要父亲给他刻印，还说什么报酬从优！父亲一听是这个反动派，打心眼里就反感，当场就叫那个人把图章拿回去，给他来了个“不伺候”。
但是，和平民主运动需要印章时，父亲则完全无条件地尽义务，慷慨捐献。进步同学组织的“新诗社”，地下党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以及进步人士组织的“时代评论社”等团体的社章都是他义务镌刻的。1944年9月重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来函，号召开展救助贫病作家捐款活动，昆明分会迅速响应，父亲不仅积极参与推动这一活动，而且自己带头捐出10枚印章的刻印收入，共计2万元。朋友们说你自己就是个贫困作家，是个救助对象，参与推动这个活动就行了，不必捐助了。父亲回答说:“我虽贫困但还没有到要命的地步，有些人是不救助就活不了，而且这是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号召，我怎能不有所行动呢？”
大约在父亲牺牲前一个月左右，他还熬夜为民盟赶刻了几枚应急章。随着形势越来越严峻、恶劣，民盟楚图南等同志预感到很可能要转入地下，为此，民盟内部各机构也有必要用化名图章来代替。经过商量决定，云南简称“滇”，“田”、“滇”谐音，就以“田省三”代表省支部，以“刘宓”代表秘书处，“杨念萱”代表宣传部，“王祖平”代表组织部。刻图章的任务当然非父亲莫属。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到楚图南家交出了4枚图章。楚图南看着父亲颤抖的手和布满血丝的双眼，深为父亲的忘我精神所感动。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说:“这件事已过去30多年了，每当我想起时，当时的情景好像还历历在目。这最清楚地表明了一多对革命斗争的忠诚，对革命事业的忘我精神。”
(摘自《我的父亲闻一多》闻立雕/著，新华出版社2009年9月版)
责任编辑:
林杏子
上一页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