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泽华先生是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著名学者。最近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作《关于倡导国学几个问题的质疑》。所质疑的问题涉及到如何看待当前的国学热,尤其是国学研究的态度、立场与方法问题。我想就此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刘泽华先生及一切关心国学发展的人们。
一
刘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观点,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王权主义,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刘文中所讲的“阴阳组合结构”。按照刘先生的讲法,中国政治思维包括了阴阳两个方面,其中阳是君本,是王权,是专制,这是主要的,不能变的;阴是民本,是“从道不从君”,是“天人合一”,这是次要的,是服从于君本的。举例来说,孟子讲“民为贵”、“君为轻”,主张对暴君可以诛之、杀之,可刘先生讲,现实中还是君为本,孔孟并不否定君主的统治地位,一句话便把民本否定了,把民本讲成了君本。又如,儒家讲“从道不从君”,郭店竹简中有“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可刘先生讲,历史上还有“王体道”、“王就是道”的命题(不知刘先生说的是谁的命题,但决不是孔孟的观点),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一句话又将儒家对王权的批判、反抗否定掉了,把对专制的批判讲成了圣王崇拜。刘泽华先生就是这样将历史的现实层面与文化的价值、理想层面混同起来,用前者否定后者,将后者化约到前者,甚至用来源不同的材料互相说明、论证。
读到这里可以明白,原来刘先生之所以反对提倡国学,是因为他自己有一套国学,刘先生的国学便是王权主义,其方法是阴阳组合论,现在刘先生的国学观与社会上的提倡在宗旨上产生了矛盾,在方法上出现了分歧,于是他感到不满,要提出种种质疑了。按照刘先生的国学观,国学研究就是反封建,反专制,就是从复杂的文化现象中去发现王权的根源,也就是要通过“阴”的文化现象去发现“阳”的文化本质。翻开刘先生的著作,不难发现大量这样的论述,像传统人文主义是一种王权主义,先秦人性论是专制人性论,孔孟提倡的独立人格实际是一种奴性人格,百家争鸣极大地促进了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完备等等。而当前国学热的一个特点是着力突显、提倡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与刘先生的为学宗旨不仅不相符,而且“背道而驰”,这自然是刘先生所不能接受的,所以他要质疑,为什么“谈到中华文化就集中说精华,而且说得那么美”?对于一些学者试图吸收外来文化,发展传统文化,刘先生则视之为“倒贴金”,认为是犯了历史学的大忌,“试问,‘注入新的生机,升华新的境界’还是‘传统学术’的国学吗?”刘先生还有一个说法,认为文化是有阶段之分,有“先”“后”之别的,传统文化相对于现代社会是一种落后的文化,今天的中国是在落后赶先进,一味地弘扬传统文化,讲我们的“先进性”,是“强行超历史阶段”。所以在刘先生的眼里,当前的国学热无疑就等于一场“文化大跃进”。
二
刘先生的质疑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尽管在很多学者看来,这些可能已经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了:今天我们应以什么样的态度看待、研究国学?国学的使命是什么?国学研究能否从正面去积极弘扬传统文化?
刘泽华先生强调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国学,认为文化是有阶段性、时代性的,“经济发展的程度大体也决定了文化的发展程度”,而国学、儒学的内容“是上个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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