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文化的阶段性、时代性，固然不错，但不能因此忽略了文化还有更重要的特点--连续性与超越性。德国著名思想家雅斯贝尔斯曾经揭示这样一个现象，在公元前800年到前200年的时间里，中国、印度、希腊、两河流域等地区几乎同时达到古代文明的一次高峰，涌现出一批著名的思想家，这即是所谓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的文化是在今天看来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取得的，但她却“奠定了人类自我理解的普遍框架”，从此以后，“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需回到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点燃”。所以文化是不可以被割裂的，也不可以简单用经济发展程度来说明，历史上的许多文化创新都是以“返本开新”的形式来完成的。例如，西方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本是一场宣传资产阶级文化的运动，但她却以复兴古典文化的形式出现。文艺复兴向我们揭示一个貌似悖谬的道理，创新往往只能通过复兴才能实现，文化像一切生命体一样，都必须从既有的成果中找到种子，吸取养分。所以西方人讲一部哲学史就是柏拉图的注脚，中国也有“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说法，“我注六经”是回到历史，回到传统，“六经注我”则是面向未来，发展传统，文化就是在这种阶段性与联系性、时代性与超越性的紧张中不断向前发展的。刘先生仅仅因为文化的阶段性，便断言国学、儒学不可能“加入现代化行列”，实在是有失片面。

　　刘先生强调对于传统文化要用“二分法”，“每个民族的精神都有积极面，同时也有消极面”，这当然不错。但问题是他的阴阳组合论恰恰是“一分法”，而不是“二分法”，是“只见王权，不见其他”，是把一切优秀的文化传统都归于王权并予以否定，这种做法很难说是“二分法”。所谓“二分法”是说任何事物包括文化传统都有积极、消极两个方面，需要从两个方面去做整体把握，同时由于研究者的观察视角与所处时代的不同，在二分的基础上，既可以侧重于对传统消极方面的批判——但不是刘先生的那种批判，也可以着力于对传统优秀部分的弘扬，也就是说“二分法”是不排除对传统文化的积极弘扬的。

　　从历史上看，国学的提倡总是与一个时代的需要联系在一起的，清末民初章太炎等人提倡国学是为了“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热肠”;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学运动，则主要是倡导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故“整理国故”盛行一时;我们今天的时代需要是什么呢?我认为这就是十七大提出的“建设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当前国学的使命就是创造出与我们正在努力建设的民主、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满足广大人民精神生活需要的新文化，这当然需要通过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同时吸取外来先进文化并加以融合、创造之来实现。更重要的是，对传统文化的积极弘扬，本身就是建立在对传统的客观分析之上的，包含了对传统负面内容的批判。我们只有首先了解了哪些是传统的积极面，哪些是消极面，然后才能去做正面的弘扬。同样，我们提倡、弘扬正面的价值观，也就是对传统消极内容的批判和否定。例如，我们提倡仁爱、和谐的价值观，就是对传统的“窝里斗”、“酱缸”文化的批判和否定;我们提倡民主、人权的政治理念，就是对专制政治漠视人的生命，践踏人的尊严的抗议和控诉。传统文化就是在这样的创造转化中“从历史中走出来”，并发展为当代的新文化。刘先生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旨和核心价值不可能来自于国学、来自传统文化”，又说古人讲的和谐是差别、等级下的和谐，与今天的社会是不相容的，这就让人难以理解了。刘先生讲没有一成不变的民族文化精神，是对的。但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我们对古人的思想有继承同时有发展，“剔除糟粕，吸取精华”，“注入新的生机，升华新的境界”，使民族文化精神得以延续、发展，否则，哪还有民族文化精神呢?刘先生何必要画地为牢!

　　当然，学术研究是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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