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根据刘泽华先生的看法，古代王权的影响无所不在，“在时间上是永久的，在空间上是无边的”，它渗透到社会的肌体，毒害了人们的思想，颠倒了是非观念，古代各种思想，“其归宿基本都是王权主义”。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传统文化确实成了社会进步的阻力，应该成为批判的对象，今天的国学热也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但事实恐怕并非如此。

　　已有学者指出，刘先生对古代王权做了无限的夸大，将历史中的部分现象、事实当做了历史的整体甚至全部，又将复杂的文化现象都还原到王权上来，想用王权主义对其一一进行解释和说明，这种研究方法本身就是简单化的，其结论也是有偏颇的。且不说古代王权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的，统一的中央集权是在秦汉以后才出现，即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王权而言，其对社会的控制也是有限的，政府委派的官吏一般只到县一级，且人数有限，往往只有两三人，王权以下是地方自治传统，“天高皇帝远”，“帝力于我何有哉”乃是社会的常态。费孝通先生指出，“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实际是无为的”，实行的是长老统治。美国著名学者狄百瑞甚至认为，儒家思想中存在着一个自由主义的传统。这些都说明，古代王权的力量远没有强大到可以重塑社会，可以掌控全部思想活动及其成果的地步。所以，古代虽然有王权，但历史上依然可以有唐诗宋词，有四大名著，有玄学、理学，有一批批思想家的涌现，可以创造出灿烂的古代文化，这与“文革”中文化凋零，肃杀一片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而且王权尽管有种种弊端，难道就没有积极的一面?王权在抵御入侵、兴修水利、民族融合上是否也起到过进步的作用?中国历史上的王权一般都有提倡教育、重视文化、宗教宽容的传统，一定程度上也为思想的自由创造提供了可能，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化不逊色于其他民族，甚至居于领先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刘先生反复强调要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但在王权的问题上，缺乏的就是历史的态度。

　　刘泽华先生在对待传统文化尤其是王权问题上的偏差，可能并不完全是学术的原因。如有学者指出的，刘先生在“文革”中受到过冲击，那个史无前例时代的封建专制主义大泛滥给了他极大的刺激，他对当时的社会现象做了独立思考，认为“文革”中的专制主义不仅仅是当时的创造，也是历史上封建主义的延续和复活。所以他特别关注历史上的王权问题，希望通过批判传统文化间接地批判社会现实中的专制主义“遗毒”。他的研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一些看法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由于他过多地把道德义愤带到学术研究中，用“文革”中的感受去想象古代的王权，结果把古代社会说得一片漆黑，将传统文化彻底妖魔化。尽管刘先生的主观愿望是为了批判专制，但他没有意识到，这样来研究国学、研究传统文化不仅不能客观了解古代社会，也达不到他所期望的政治效果，还可能造成民族虚无主义，更遑论从历史中走出来了。

　　刘泽华先生对国学的质疑，反映了当前学术界的另一种国学观，其间的是非曲折值得认真思考、总结。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也有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以什么样的态度、立场、观点看待国学，是关涉到国学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毋庸讳言，中国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一样也有自身的局限与不足，民主传统缺乏、权利意识淡薄使我们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步履维艰，困难重重。随着对传统文化的弘扬与提倡，人们在讲“同情理解”的同时，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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