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突然得知唐德刚先生在美国逝世的消息，不胜悼惜。一个曾经是生龙活虎般的人物，一位谈笑风生、热情洋溢，能把在场的人气都聚拢到一起的可爱的年长朋友竟然与我们永别了。

　　近年来一直听说他有病，前些年还经历过一次中风。不然，他会为我们写下更多脍炙人口的作品。

　　我与唐先生第一次见面，大概是1986年在广东中山市翠亨村的翠亨宾馆。那时，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这家宾馆里举行。会议期间，我曾到唐先生住的房间去看他和他的夫人。但后来的多次见面，大都与胡适研究有关。1991年10月，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纪念胡适诞辰10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我们在一起有三四天。除了开会，还曾一起逛街，谈天说地。凡跟唐先生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是个极为健谈的人。他的谈话，决不只限于胡适，或做学问之类的事。凡有关于清末民国时期，官场上的事，社会上的事，学界与文化界的事，他都能细说或戏说一番，有些还很有一点内幕爆料的味道。可惜，我未能记忆这些满有趣的东西。

　　我从香港回来，紧接着于11月7日在安徽绩溪举办第一次胡适学术研讨会，当时只有内地学者参加，唐先生不曾到会。但第二年，1992年的7月，我在北京的燕京饭店举行一次较小规模的胡适研讨会，唐先生来了，还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周质平先生，台湾胡适纪念馆的赵润海先生也到会。会议人少，发言机会多，所以，大家都感到比较尽兴。会议期间，唐先生将他的几本著作送给我。会后，我因要办别的事情，特请陈漱渝先生送唐先生到机场，他要去西安办事。没想到，唐先生此去，竟传出惊天的大谣言出来。大约两三天后，我们研究所的刘敬坤先生说，他从中央大学北京校友会那里听说，唐德刚先生在内地去世了。我听了，真是万分惊愕，实在无法相信。我乃打电话给中央大学北京校友会，问此消息的来源。他们回答说是美国校友会传来的消息。我又打电话给陈漱渝先生，问他唐先生那天去机场有无异常情况。他肯定地说，丝毫没有。于是我想，若有问题，只能是出在北京至西安途中或到西安之后。我听说，唐先生此次来京，抗日战争研究会的会长、前北京市副市长白介夫先生曾请他吃过饭。于是，我从陶斯亮那里得到白家的电话，立即打电话给白介夫先生，想求他出面帮忙查找唐德刚先生的行踪。但不巧，白先生不在北京，去了外地。在此情形下，心情万分焦急，乃通过曲折途径请人帮忙向西安各旅游饭店查证。一时亦未能得到确切的信息。大约两天之后，我再次打电话给中央大学校友会问情况。他们说，唐先生已到南京，刚从金陵饭店打电话给校友会，说他在西安办完事后，到了南京，之后，将从上海转赴台北；同时不无歉意地告诉我，原来是美国校友会中某人找唐德刚找不到，竟打电话给吴健雄老前辈，吴老先生特为关心，乃打电话给北京的校友会。想不到，竟有人将其讹传成唐德刚先生已死在中国大陆，真是荒唐！但总算雨霁云开，迷雾尽散，唐德刚先生安然无恙，一切正常。后来，唐先生自己，把此事写成小故事发表在美国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上。文中说，他到北京参加完一次胡适研讨会后，便“不知所终”。自己调侃自己一番。

　　以后，我们分别于1993年5月和1995年6月在青岛和上海两次举行胡适研讨会，唐先生均应邀到会。在青岛的会上，我还请他作了较长的发言，其大意是说，他对胡适先生很尊敬，但于思想、学问上，是“半肯半不肯”。他不赞成对胡适要么一切都肯定，要么一概都否定。这当然是与会学者们都同意的。上海的会议散会后，唐先生在沪稍有滞留，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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