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勤奋的先生，佩服由孤儿苦学而成清代扬州学派代表人物的汪中和当代自学成才的国学大师张舜徽先生。几十年来，先生先后出版的各类著作有近四十种，发表论文二百多篇，提出了许多独具匠心的学术见解。如，以诗证史，由来已久，但作为一种治学方法，直至近现代方大显于世。

　　9月5日晚，突接先生学生的电讯，云卞先生已于当日11时许仙逝于南京，惊愕之际，追问再三，知先生确已遽归道山，唏嘘不已，痛惜学界失去了一位忠厚长者，自己少了位亦师亦友的忘年至交。

　　读先生的著作，仰慕先生由来已久，但与先生直接打交道，那还是在进入中华书局，尤其是进入《文史知识》杂志社以后。记得是在2002年，我当时还在中华的一图书编辑部工作，社里转过来一部名曰《六朝史籍与史学》的书稿，书稿正在审读和与作者商讨修改加工过程中，很快就收到了卞先生的一封亲笔信，信中充满了对本书作者的期许和本书的推介以及一位资深学人对中华书局的由衷赞美和期待，这是我第一次与先生直接交往，深切体会到了一位老人对当代学术发展的关切和对年轻后学的关爱、提携之情。其后，与先生的书信、电话联系日渐密切，每次通话，听着先生用洪亮、和蔼的扬州普通话不厌其烦地解答我提出的一系列颇为不着边际的学术问题，那真是一种人生的享受！后来因工作变动，我于2004年下半年有幸进入《文史知识》杂志社工作，与先生的交往更加密切，因知晓先生人生际遇非常丰富，于是就试着约稿，让先生写一些学界前辈治学、交往、生活方面的学林逸闻，先生愉快地满口应允。时隔不久，就收到了先生寄来的手稿。稿子寄出三天，先生特意打来长途电话，从他自己的文章内容，一直谈到当代学术研究的一些不良倾向，通话一直持续了十几分钟，我多次要求给先生拨回去，先生都执意不肯。交谈中，先生对《文史知识》珍爱有加，多次感谢向他赠阅《文史知识》，说：每月收到《文史知识》，都是戴了老花镜，泡一杯绿茶，坐在冬青书屋的沙发上，惬意地把她读完。初期，我从这个刊物上读前辈的文章，如同亲受一次教诲。现在我从这个刊物上读朋友的文章，如同见一次面，进行学术交流；读新秀的文章，使我开阔视野。在现今商品大潮冲击的浮躁环境下，你们《文史知识》仍然坚守学术与普及并重这块净土，并能一直保持几万读者，对学术发展真是功德无量。因为她的读者多，影响大，所以我愿意把我认为重要的稿子，投给你们，如果写的文章只有几个人看，那又何必呢！先生的这番话，既是对我们《文史知识》同仁工作的奖掖，也是对我们今后工作的有力鞭策。先生是当今为数不多的几位不用电脑的学者，稿件全部用钢笔手写，极为认真，由于经过了多次修改，所以稿子中勾乙之处很多，后续补充的一些重要的资料，都采用剪贴的方式，黏在不同的部位，整篇稿子充满各种颜色，就像一件百衲衣。先生对学问的认真，由此可见一斑。

　　2006年8月，有幸与先生一起在哈尔滨参加一个古典文献学方面的学术会议，会议期间与先生朝夕相处，视我如老友，无所不谈，亲自聆听先生的多方教诲，受益匪浅。了解了先生颇不平凡的成长经历。先生于1924年6月出生于江苏扬州一个贫寒的书香之家，出生两个月父亲即去世，母亲含辛茹苦带着他，靠为邻居做针线的微薄收入生活。母亲爱子心切，却无力为他提供好的教育。在他五岁时，原本不识字的母亲，每日先向邻人学会几个字，然后回家教他。先生的启蒙教育就是在这样伟大的母爱中完成的。也正因为这种独特的经历，先生一生都感念他的母亲，事母甚孝。抗战期间，扬州沦陷，先生就读于江苏省立第一临时高级中学。由于当时沦陷区社会动荡，物价飞涨，因此在高中毕业后，为生计所迫，先生18岁便独自到上海谋生，就职于一家小银行。工作之余，便去图书馆看书，并节衣缩食买书。新中国成立后，先生进入北京一家银行工作，北京图书馆又成了先生经常光顾之所。后受知于著名史学家金毓黻，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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