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近年兴起的国学热，先生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华为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昌盛，学术辉煌，文献丰富，世所罕见。学术本无国界，为何出现“国学”一词呢？中华学术，自成体系，西洋学术东渐以后，为了有别于西学，中国人对本国的传统学术，采取了这个前所未有的名称。简言之，“国学”是中华固有的全部学术的专名和总称。并引用章士钊的话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国学之不知，未有可与言爱国者也”，“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认为国学为立国之本、民族之魂。同时又认为近代以来，尊崇国学，绝不意味着自我封闭。有识之士，受西洋学术之滋润与启迪，突破清学藩篱，学术视野更为开阔，治学方法更为先进，融合东西方优秀文化，与时俱进，成为现代中国学术之先驱，在学术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新时期的国学研究，也应该肩负这些历史使命，让其带着我们这代人的贡献，走向未来。

　　先生以自学起家，在治学的过程中，自觉地转益多师，终于成为文史兼通的大家。先生的独特经历，不仅使他深知求学的不易，而且没有门户之见，特别对那些有志于治学的年轻人，更是大力扶持，乐于提供帮助。先生认为，自学成才需要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条件的契合，二者缺一不可。所谓主观条件，指的是自学者要具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勤勉刻苦的精神，坐得住“冷板凳”，甘于寂寞，坚持不懈，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有所成就。所谓客观条件，指自学者所处之社会背景、家庭环境以及所接触的人和物的影响等外在因素。所以治学勤奋的先生，佩服由孤儿苦学而成清代扬州学派代表人物的汪中和当代自学成才的国学大师张舜徽先生。几十年来，先生先后出版的各类著作有近四十种，发表论文二百多篇，提出了许多独具匠心的学术见解。如，以诗证史，由来已久，但作为一种治学方法，直至近现代方大显于世。今人多谈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先生经过悉心搜索，认为早在陈氏动手写作之前二十五年的1908年，二十五岁的刘师培就在《国粹学报》（四十六）上发表了《读全唐诗发微》，文中列举十九例以示范，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唐诗可与史书互证的主张。再如，对于唐代诗人白居易，论者以为其前期诗作以讽喻、感伤、闲适为特征，后期以律诗、格诗歌行杂体、半格诗为主，无意于讽喻，先生以刘师培《读全唐诗发微》中的相关论述为基础，以白氏晚年的诗作《思子台有感二首》为例，进一步发挥，认为其晚年仍关心国事，有讽喻诗创作。并将该诗与晚唐郑还古《望思台》、许浑《读戾太子传》、温庭筠《四皓》等诗作进行比较，认为白居易晚年的政治见解是高于郑、许、温三人的。于前人或他人所不到处别生只眼，洞察并揭破学术研究之幽秘，使读者耳目一新。

　　晚年，先生又推出《现代国学大师学记》（中华书局2006年版）一书。书中对章炳麟、章士钊、刘师培、黄侃、柳诒徵、陈垣、吕思勉、邓之诚、陈寅恪、章钰、卢弼、张舜徽等十二位大师的师友之情、学术业绩、治学方法详细载述，具有极高的学术史价值。书中对诸位大师的爱国情操和治学修身尤加推崇。如章炳麟于辛亥革命时期及抗日战争前夕，两次热衷讲学，意在呼唤民众的民族大义，晚年由尊经转向重史，以为“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吕思勉于抗日战争期间表彰陈武帝击退北方少数民族南侵、保存华夏传统文化的历史功绩，“意在激扬民族主义”等，这都体现了先生本书的要旨：国学为立国之本、民族之魂。由于该书旨趣所限，于近现代学林的许多逸趣多有取舍，因此我曾多次与先生商谈，欲让先生进一步深入，系统介绍近现代学术大师们的交游逸事、学林掌故，在《文史知识》上连载，不意先生因偶感小恙而遽归道山，人仙永隔，愿先生天国之路“谖草”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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