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到下依次为南社重要成员陈去病、柳亚子、高旭、蔡元培、于右任、马君武、廖仲恺、鲁迅、曹聚仁、出家后的李叔同、何香凝、黄宾虹、苏曼殊、姚石子、黄兴

　　风流散尽，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的南社在沉寂了大半个世纪后，再回首时，这一标榜“操南音而不忘其旧”的知识分子团体已经走过了百年时光。作为南社的主要活动舞台，上海、苏州两地近日相继举办了一些纪念研讨及讲座等活动。

　　毋庸讳言，酝酿于上海酒楼、成立于虎丘张公祠的南社更多的代表着一种士人阶层的理想与风骨，而不仅仅是1950年代以后大多观念中所认为的革命文学社团，除了陈去病、柳亚子、宋教仁、黄兴、于右任、李叔同、黄宾虹等一长串在中国近代政治史、文化史熠熠生光的名字，其中亦不乏个别收贿者、叛变革命者，如汪精卫等，正如南社后人姚昆田先生昨天接受东方早报专访时所言，把握南社需从整体与主流上进行认识。

　　百年后的今天，纪念南社于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在这个物欲横流与“知识分子”形象愈加模糊与渺小的当下，或许更多的还在于一种对知识分子自身定位的重新审视与一种对传统士人风骨的呼唤与继承。

　　南社成立之初即具有强烈的继承明代复社、几社的精神，陈去病对此曾明确释义：“南者，对北而言，寓不向满清之意。”所谓“冀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此一“南”字不仅是字面的“江南”之意，更在于其所高扬明遗民“反清”爱国精神的再现，一脉相承的并不仅仅是“几复风流”，更有一种与魏晋风骨相承的传统士人风骨。

　　魏晋风骨直承春秋战国“乱世”间士人群体所产生的“拨乱反正”的良知与责任感，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老庄的“无为而无不为”都是一种救治人间世“人生大我”精神的表现，而其后的魏晋士人中，嵇康、阮籍、陶渊明等，一方面是宽袍大袖、吃药喝酒或采菊东篱，另一方面更有“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和“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风骨，与汉代以来的伪儒乡原不同，真正的儒家入世与道家出世的精神时常在魏晋士人的生命融会于一身。

　　乱世之际的晚明士人受魏晋影响巨大，同样极力挣脱正宗意识形态束缚，追求独立人格的思想倾向。一方面有投身于反清复明大业的顾炎武、傅山等人，另一方面事成或事败的士人都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人生诉求，寄托于学术、书画、园林、小池，所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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