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成立之初的社会背景与魏晋、晚明颇相类似，其间或隐或显的一直有着一种真正的士人风骨在其中，南社成员中为了革命杀身成仁的知名人士就有23位之多，如宋教仁、廖仲恺、朱少萍……南社精神领袖柳亚子在1937年即被毛泽东许为“有骨气的旧文人”。

　　作为毛泽东诗友的柳亚子人格的屹然独立从他对党的态度即可以看出：“皖南事变”发生后，柳亚子曾致电重庆当局，斥责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宣告“不愿向小朝廷求活”，而同情共产党；而在其后针对郭沫若提倡“尾巴主义”时，柳亚子又专门发表6000字的长文申明：“只做共产党的严师益友，而不做尾巴。”——此一句话正表现出南社中人的传统士人风骨。

　　1949年以后的柳亚子虽然仍是毛泽东的座上宾，但此老毕竟仍是落寞的，甚至因“牢骚”而引出毛泽东的诗句：“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柳亚子辞世后，中国大陆陆续开始了“大跃进”及“文革”运动，倘若“文革”时此老仍在世，又会如何呢？或许如毛泽东说鲁迅若“文革”还在世的话：“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这也正指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种路径，真正有着士之风骨的，无论是鲁迅或是柳亚子，面对当时的文化劫难，其取向应当是“自由言说与独立精神”更加重要——然而，真正的现实是更多的是“大体不做声”，只有少数知识分子，为了良知和信守而以身抗争。

　　“文革”以及此前的“三反五反”等一系列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由此并形成一个沉默着的大多数。巴金在晚年的反思中曾言：“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满，我也把它们完全咽下。”这正是彼时知识分子的写照之一，章诒和女士今年所写的一系列“告密”文章反映的也正是那一时代知识分子的无奈与困境。

　　“文革”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留下的阴影是巨大的，其流风影响至今而不绝。许多知识分子开始“失语”而逃避自己的社会责任，不再把自己当作社会良知的代言人，甚至于从思想奴化过渡到人格的奴化，“杀身以成仁”、“说大人则藐之”等士人传统逐渐消逝。

　　经济学界，一名声甚大的学者有“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等高论，樊纲有“经济学家不应讲道德”，钟伟有“经济学者不应该替百姓说话”……且不去评论这些言论的是与非，一个事实是，经济学家在公众中的形象日渐恶化。

　　活跃于电视媒介的所谓知识者，从余秋雨到阎崇年、于丹再到袁腾飞，从“媚雅”、“媚俗”到四处走穴演讲，甚至不顾学术底线信口雌黄而被掌掴，面对地震大灾含泪作秀以及沸沸扬扬的假捐事件，污蔑地震丧失亲人的灾民；而在投资数百亿元的所谓“文化标志城”等工程中，同样可以看到个别知识分子献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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