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两三千年前巴比伦、印度和埃及等东方文明古国对西方的贡献多少有些模糊不清的话，那么一千多年前阿拉伯人和希伯来人的送去应该是人们记忆犹新的。但事实上，迄今为止，西方人对他们的贡献常常讳莫如深或轻描淡写。虽说西罗马帝国坍塌后留下的真空使阿拉伯人基本没有遭遇抵抗就长驱直入占领了伊比利亚半岛，但伍麦叶王朝的子孙们并没有像西方人掠夺东方那样穷凶极恶。他们奉行的更多的是送去主义，而在他们送去的东方文明成果中，自然包括了我国的四大发明。倘非如此，西方的文艺复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如今，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施行，送去主义开始在各行各业骚动起来。

　　是的，随着我国国力及国际地位的提升，西方国家已经无法对我们视而不见。但反观我们的图书出版和大众阅读，却实在不敢乐观。事实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多的事要做，在此笔者不妨举隅一二。

　　首先是图书出版。都说我国已经是首屈一指的图书出版大国，却并非图书出版强国。何也？当然是因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巨大进出口逆差。重复出版多，低质量图书多，真正的原创作品和优秀作品少。这就势必造成大量图书如明日黄花，出世只为速朽：重新变成纸浆！但问题是垃圾充斥，又每每使好书淹没。读者大都有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还是什么也没有看见之憾。这还只是表象而已。深层次的问题是我们因为不必要的主动放弃而缺失了起码的学术标杆和鉴别尺度。意识形态的“淡化”（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取代了另一种意识形态）和后现代主义的消解与模糊，使许多人丧失了起码的真理观、价值观。于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人们言必称相对。但事实果真如此吗？且不说我们国家体制、意识形态的不同，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尚处在弱势的东方国家，有足够的抵抗力不加选择地拥抱多元、敞开血脉吗？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同一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我们似乎正在奉行过于急切的送去主义。如果“五四”时期的拿来主义基本上是一种有选择的借鉴和汲取，那么现今的送去主义同样应该是适当的、有选择的，而不应该成为一种盲目的显摆，更不应该像前些年来者不拒的拿来那样把送去当做一种指标或运动。中华民族吃尽了运动和冲动之苦。渡尽劫波，我们本应该变得成熟了，但堂吉诃德主义并没有销声匿迹，相反，它以新的面目又一次带领人们走向另一个极端。君不见一套套装帧精美的汉译外“名著”在图博会上闪亮登场？它们不由得让人联想到我们的堂吉诃德正在走出国门，冲向世界。

　　与此同时，一座座新老庙堂香火熊熊，一个个大小屏幕庸俗充斥。曰：“老百姓喜闻乐见。”那么，文化工作的主要目的究竟是为了提升，还是一味地迎合？由此，笔者不禁联想到许许多多招摇过市的“大师”和琳琅满目的“秘笈”。曾几何时，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拼命拿洋的（于是现代派、后现代派蜂拥而至），而今又一股脑儿地去搬来灯火阑珊处的老古董，却美其名曰“国学”或“文艺复兴”或半神半鬼、亦傩亦巫的“非物质遗产”。顺言之，人类的每一次进步都意味着一次淘汰。好东西，如古希腊文艺，马克思称之为西方的武库，有着难以取代的童真，至今仍具有艺术魅力、给人以艺术享受。但并非所有古希腊东西都是宝贝，其奴隶制和僭主制并不比其他国家的奴隶制和专制制度来得文明。

　　文艺复兴以降，西方社会的许多重要文化思潮的确往往首先是文学思潮，是由文学或对文学经典的重新诠释散播的；另一方面，文学，尤其是文学经典又每每扮演着时代良知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文学经典不仅可以透视时代社会、促进文明进步（用人本取代神本），而且也是认识时代社会中群体与个人、生产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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