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正如一个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此一时，彼一时，今天的国学当非七八十年前的国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复兴何尝不是对所谓“全球化”（实际上是跨国公司化）的一次反动？同时，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文化革命，我们的确太有把孩子和洗澡水甚至还有澡盆都一起扔掉的惨痛教训了。适当的矫枉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迫切的，但不一定要过正，更不一定要翻烧饼。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也终究是有规律的，且不能一蹴而就。虽然“上知天文，下识地理”的诸葛孔明和百科全书派的时代早已过去，但在重分析、重学理、学科愈分愈细和知识爆炸、信息爆炸的今天，国学西学的适当“打通”是必要的。问题是不应该胡子眉毛一把抓，搞“十全大补学”；更不应该以为有了老祖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便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要发展，就必须尊重科学、实事求是，去粗存精、去伪存真，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这应该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精神，也应该是构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取法。

　　其次，价值观的模糊与消解是目前思想界、学术界、出版界的一个大问题。从主流媒体到学术刊物，到处都是意识形态的淡化和真理观、善恶观、美丑观的消解。思想界不再强调意识形态，学术界有意模糊“严肃”与“通俗”的界线。这当然非常不利于良好阅读环境的营造。既然没有是非、善恶、美丑之分，那么读者疏虞经典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严肃”和“通俗”真的难以区分了吗？二者之间的区别真的已经消解、模糊了吗？就拿风靡全球的《魔戒》、《哈利·波特》、《达芬奇密码》或者曾经风靡一时，如今仍在风靡的武侠小说来说，无论从认知，还是价值判断的角度看，它们根本不能体现时代的高度，更没有洞识现实社会的深度，因而都只是一般的消遣读物，无法与真正的经典同日而语。《魔戒》和《哈利·波特》无非是现代版骑士小说加哥特式小说，《达芬奇密码》也只不过是一堆噱头，而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倘使放回到《七侠五义》的时代也如履适足、毫不奇怪。而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道：“许多市井中人，粗人无赖之流，因为从军立功，多得顶戴，人民非常羡慕，愿听‘为王前驱’的故事，所以茶馆中发生的小说，自然也受了影响了……而大抵千篇一律，语多不通。”除却“语多不通”，此等评价大抵仍适用于当今武侠小说。

　　当然，诸如此类的问题各有其特殊性和相对性，不可一概而论。再说“通俗”也不一定是贬义的。消遣本身也是文艺的功用之一。问题是良莠不分、高下不辨、是非模糊，无论对于个人还是民族，都是致命的。而目前图书市场的混乱、视听媒介的低俗化倾向，乃至读者的阅读热情（尤其是对经典的阅读热情）的下降与缺失，以及诸如此类所造成的恶性循环，学术界、出版界和媒体是要负责任的，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去改变之。

　　虽说跨国资本主义时代全球化必然导致价值的多元和相对。而这种多元和相对对谁最有利呢？当然是跨国资本。然而，文化或价值的多元已然是不争的事实。这势必为包括传统经典在内的一切文化产品加上相对的问号。如是，过去的“百里不同俗，十里不同言”变成了如今的言人人殊的众声狂欢。人们言必称相对和多元。殊不知多元和自由一样，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多元可以是对抗强势文化侵蚀的一种自我守望，也可以是一种敞开胸怀的来者不拒。当下弥漫着的后现代或后后现代文化思潮及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思想可以说是后者在精神文化领域的一种表征。首先，用多元化概括我们的文化市场也许很不为过。你看那千姿百态的图书、五光十色的碟片、琳琅满目的广告、鳞次栉比的网吧……还有缤纷的戏说和大话、八卦和迷信，甚至木子美和芙蓉姐等等，绝对令人眼花缭乱。我们也绝对无法再用一种或几种主义、一种或几种功能去界定当前的文化产品，更加无法在一纸陋稿中描述其的纷杂与无序。因为我们面对的似乎已经是一个“多元”的“无主流”大汇唱时代，也即自由的时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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